道德"经济学"中的马丁神父定律;
英国的济贫面包税=东方社保医保"个人税";
英国谷物法=东方农业垄断"自给自足"(耕地红线,农业补贴,反转基因,农产品关税……)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政治目的?
道德"经济学",在东方就体现为著名的"不患贫,患不均"的治世格言。而在西方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和占领华尔街式的牛二正义。道德"经济学"在表面上是鼓吹(政治贵族+富人)必须向穷人倾斜的社会责任的所谓"道德"。注意同样的社会责任,政治贵族支付的是穷人交付的政治庇护特权,(如接受毛主席万岁相应的代价),而富人支付的是自已积蓄的私有财产。
因此很多穷人乐得成为"均贫富"的吹号手,(那怕他们没有亲自动手抢劫),而自以为可以从瓜分富人财产中,分得一点油水,而认同政治贵族所称的"政治手段消除贫富差距论",——>与此同时,也就消灭了政治贵族的潜在竞争者!而当明显的富人消失后,就轮到还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相对于赤贫无助者而言,他们也成了强者了,也就成了"被消灭"的对象。这就是所谓的"马丁神父定律"。
马丁神父定律不但表现在希特勒帝国和毛帝国,也体现在英国中世纪古老的"救济税"。作为拥有政治特权的英国领主贵族们,的确很关心贫民吃面包的权利,大笔一挥!要求所有工匠小贩小农人等,都必须缴纳一笔扶贫税,按当年收入缴交。而贵族主要收入是地产,可以通过实物交收、不分红或借贷关系推迟或提前,从而避开高纳税的灾年。结果就是救济税的负担,几乎统统落到了工薪小民的身上!
这与天朝今天的社保"税",统统抓在国营体制外的民营职业者(不是老板噢)身上,薪水低的反而负担得更多!英国的扶贫税(也称救济税),很科学地与当地的面包价格挂钩。面包价高,则贫民肚子有威胁,扶贫税就增加,交给面名行会的老板们(家庭工匠,面包师),以抵销面包的涨价;维持面包的官方价格。卡佩-波旁的法国也有类似的措施。东方帝国今天的"食品监管"性质与与之相同。
这样实际上就是收了一道面向工薪的所得税,得益者是面包行业公会,排除了竞争者,又平稳了收入,却免除了政府和政治贵族的储备粮的责任,贫民实际上负担了更多税收!这项税收到了1800年后,完全跟土地贵族的乡绅们无关,因此这些乡绅大力支持,要求资本家负担起济贫面包税。最终在宪章运动时,被产业工会取消了,(产业工人的工资是主要支付济贫税的税),但道德帐就算到了资本家的头上。
与此类似的是谷物法,其实与济贫面包税是相关的。如果说济贫面包税相当于东方帝国的社保和医保,谷物法就相当于天朝的18亿亩红线和反对转基因,及反对进口粮食。理由大同小异,所谓法国存心要饿死英国,英国人口越来越多,不能依靠进口粮食,粮食危机是根本大计,不可忽视,等等,——>马尔萨斯就是那时侯开始登上学术讲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是冲法国存心要饿死英国的粮食危机去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意义上看,谷物法的实际意义,相当于提供了一道高关税构成的农业补贴,代价由工人支付,得益者是农村的土地贵族,即托利党的选举基础。其形式与今天的国营农业操纵中央政策,限制转基因和农产品进口,坚持土地公有制和十八亿亩红线,如出一辙。单单苦了英国的产业工人,要缴一笔重税,也苦了英国的穷人,除了吃面包没剩下别的。
因此所谓私有制,实际上就是"商定固定税制",除法定税外不得再把私有财产充公(作税)。而公有制则是"无限税制",除君权特许外,可以把任何私有财产充公(作税)。所谓私有制/公有制之争,简化起来就是一句话,"到底是加税有利经济发展,还是减税有利社会繁荣?"。谷物法相当于一道农业保护的高关税,无论征收到还是不征收到,都将英国农业处于一种剥削整个社会补贴之的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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