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昂贵的言论自由，“印花税法”和《卫报》

英国昂贵的言论自由"印花税法"，
辉格党政府热烈赞助的《卫报》，
辉格党政府废除印花税法的妙案；
反印花税案大约相当于互联网反实名制，降低沟通成本；

一般东方历史教材，挂在宪章运动名下的历史功绩，如果不是劣绩，就是考究起来，其实是属于工会的。尽管工会和宪章运动，除了本身狗咬狗以外，思想形态上是公有制传统的亲戚。但对印花税法的废除，则很可能归功于宪章运动，原因在于废除印花税法的起因，是逃避印花税法，非法发行的"贫民卫报"。该报的立场先是宪章运动的，但观点向工会倾斜。行为方式更接近于宪章运动式的激进性。
当时的英国名义上是出版自由，但是对刊物征收很重的印花税，（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拒绝在北美实施英国的印花税法），每一报纸要收4便士的印花税（约30元）同，一份报纸的价格一般是一先令（80-100元）。在当年的英国，抓一份报纸逛街，大概是装阔时，很有面子的休闲。因此印花税法实际上"社会信息附加税"，将知识的传播限制在政府贵族，和少数富人的手中。

印花税法对于反谷物法运动来说，并非坏事，因为限制了别人的发言权，而其本身有足够的经费赞助，各种刊物本身又针对掌握选举权的中上层，发行量不大。对于工会组织来说，有不如无，但也不是很要紧。但对于宪章运动来说，就弊端太大了。威灵顿"叛变"的1830年，英国发行量最大的《贫民卫报》非法发行，拒纳印花税，一下子成了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贫民卫报》出现在"反革命势力极大猖獗"的1830年，可能只是巧合。但笔者很倾向于认为，是宪章运动等相关团体，对威灵顿立场右转的剧烈反应，突出表现在其公开地直接对抗印花税法上。不过直到托利党政府1832年下台为止，托利党对《卫报》（后来扔掉了贫民字样），如同天朝对乌有之乡，雷声大雨点小，表现上是回护有加，实际上也就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份报纸。

尽管不用交印花税，但一便士一份还是挺贵的。真正能买得起卫报的读者也不多。恐怕这是卫报不得不从宪章运动的立场，渐渐转向工会读者的原因。作为一份"非法报纸"，卫报也不可能做推广的广告。但是辉格党政府上台后，下野的托利党的作为就积极"作为"了起来，天天监督着执政党到伦敦街头当城管，收拾随地摆卖的卫报。伦敦警察上班就吹着哨子，跑来跑去抓报童，身体锻炼得很。

辉格党政府也真是积极，就象害怕卫报卖不出一样，天天抓卫报。抓来抓不来，总是上了泰唔士报的头条，"卫报挑动当局痛处，今天又抓报童两名"之类。正如抓了刘波波，就替300年殖民地论作了广告一样，政府如此卖力地派出伦敦警察，义务为卫报作一年365天的现场推广，卫报一年之内就变成英国第一大报。据卫报吹牛称连续三十年发行量 No1。（想来，党领导不抓乌狗之乡，可能是明智）

卫报的成功经验，得到了广泛的学习，无印花税办报越来越广泛，1833－1836年间出现了各行各业几百份无印花税报。辉格党政府尽管城管工作办差得力，这样下去显然不是个头，想了个办法金蝉脱壳。辉格党政府自已向法院起诉，称卫报无证办报，建议取缔，（靠，真要取缔，下命令就结了）。伦敦大陪审团也很乖巧地判政府败诉，无印花税法寿终正寝。此案之妙就表现了统治者镇压与开明的关系。

辉格党是执政党，有义务遵守历来的普通法，特别是有托利党在议会里监督工作的时侯。所以辉格党就算一万个不愿意当城管，也只能让自已的警察天天锻炼身体抓报童。这既是守法，也是镇压。理论上可以在议会里提案废除印花税案，但必定被托利党杯葛，成了托利党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法庭大陪审团，就把皮球踢到托利党一边，让保守党提反对议案。保守党当然也不干。恶法就此得除。

反印花税案；大致相当于东方帝国出版业废除登记审核制，互联网反对实名制，等等，简单一句话，就是言论自由，沟通成本低廉。在一个公有制环境中，允许对私有财产和人身攻击，以维护"公有制正义"的社会里，实名制意味着巨大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