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马蒂亚森看茅于轼，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从阿马蒂亚森和茅于轼，看国内外右派学者的民主水平；
中国会走印度的路，印度正在走中国的路；
"民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是全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正如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笔者很早以前，对于印度的态度也是蔑视"阿三"的。不过随着近十年一些越来越多的的生意往来，对印度越来深的了解到印度的历史和现实，笔者对印度越来感到对中国的有参考价值；不但感兴趣，而且不无敬意。印度的潜力并不象民主派一般称的那样大，但也不象蔑视派所以为的不堪一比。中国犯的错误，印度多少也犯过；印度的缺陷，很多中国人也正在尝试着重复。

几年前就发过几十篇介绍印度的历史和现实，以后会更详细地介绍印度历史中对现实印度经济社会制度形成的影响。近几篇初步介绍了一下印度近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背景，第一个目的是以印度为例子，让一些号称民主却鼓噪革命的人士，了解一下真实的地球社会，是不是真的处处都是高度的资本主义，只有中国处于他们想象中的"极权状态"。将印度理解成一个"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毛中国"更符合现实。

印度和阿马蒂亚森可以作为一个显著的标尺，就是地球世界中的完全认同民主的海外知识分子们，对于资本主义认识的平均水平。阿马蒂亚森在西方已经是很右的学者了，只是因为笔者完全按照人权私有制的标准，才会觉得他的传统观念，仍然有点左。这就象茅于轼可以让乌有之乡恨得牙痒的"右"，但在笔者的标准看来，茅于轼的理论是比较混乱的，实际政策观点是比较左的，比近十年政策还要左。

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东方帝国民主派阵营的局限性。阿马蒂亚森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国务院客卿兼科学两院院长，比茅于轼高得多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到今天已经近百，但象阿马蒂亚森这样，对于本国经济政策有如此大影响的，恐怕难有超过森者。森大叔发话，甚至比印度议长或者执政党主席的话还有份量。但茅于轼在东方帝国内部则最接近于阿马蒂亚森；也是接近于民主学术最高水平的学者。

这样就产生了个并非可笑的，而且是极高概率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国政治上其实会走印度的话，印度经济实际上一直在走中国的路。后者从拉奥－瓦杰帕伊和辛格的政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印度学的就是中国式凯恩斯主义驱动的中央干预。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无非就是印度国内多了点教派冲突，以及跟巴基斯坦折腾个没完；而已！从某种角度上看，印度国企和中央计划的问题，甚至比中国更严重。

那么中国和印度最终的政策趋同，陷入同样的滞胀和衰退一波三折之中，就一点不是令人惊奇的未来。因此由茅于轼为代表的，与阿马蒂亚森类似的开明群体，所代表的民主经济的最高理解水平，仍然有着明显的公有制传统的局限，甚至还不如中央部分政策的明智，本身就足以否定革命作为选案的最优性。与印度类似的是，如果中国真的有革命发生，扑灭的很可能是私有制的火花，而不是牛二眼中的极权。

阿马蒂亚森和茅于轼，都是对自由和民主的忠诚，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程度；但事实上符合他们伦理愿望的，却是"民主的，公有制的，部分包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阿马蒂亚森和茅于轼们，与基督教传统和古巴卡斯特罗，与斯大毛救星们的区别，只不过"包容私有制"的程度不同而已。即使是在斯大毛政权下，除了领导同志可以做到"工资根本不用"，绝大部分人还是要领工资，多少有点私有财产的。

那么可以预计，无论是从整个地球世界，还是从中印各自的国内情况来看，类似英国宪章运动那样的，落后的传统化的社群，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甘心情愿当五毛，为他们以目中的已经抽象为正义象征的"过去的梦想"摇旗呐喊；他们呼吁、强迫、甚至挟持权力阶层"向我倾斜，惩罚富人"而最终因"短缺规律"而被抵制；这才是现实社会的主流，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模式。

东亚的经济奇迹是虚假的,计划生育将令中国非常穷,弱小

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经济结构转型程度）＝（重复再生产＋替代性发现＋人口增长）；
公有制的增长要素＝（重复再生产＋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灾荒/战争/计划生育）；
经济增长能力与人权自由程度成正比，公有制没有增长动力；
东亚的经济奇迹是虚假的；计划生育将令中国非常（穷/弱小）！

如果不是感染有信仰型的精神病，那么客观看待"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速度"问题，就不由得怀疑各国奇迹型的高速度，只不过是形形色色的特色型的幸福数字。交换创造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彼此确定交换的价值，因此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必定分成"藏富于私（民）"的难以计算的财产，和在交换中可以统计其货币数量的"总营业额"。一般所称的GDP等经济指标，都是其中的一种。

减除人口增长的比例，这一交换的数额增长的速度，意味着经济结构转变的程度。当人口基本不变时，如果"经济持续增长"则意味着人均财产在对市场的流转程度（相当于股市的换手率）的提高。因此当中国人均GDP是四千美元时，意味着人均交换水平约三万元人民币——>中国60%以上的人口，人均年收入也没有这个数的三分之一！交换的数量超出了每个人收入，还在"高速增长"，可能吗？

从交换创造价值出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重复再生产＋替代性发现＋人口增长"三个要素组成。其中替代性发现取决于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主的选择，只可能出现在私有制的自由经济社会。公有制社会剥夺了每个人自主消费的产权，只能重复按照旧的模式消费（或分配）生活品。因此公有制社会的增长要素是"重复再生产＋人口增长"；并且在重复再生产率上占优势，但常常生产过剩的垃圾。

因此可以预期，在交换创造价值的逻辑框架下，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实际增长，（如果还有增长的话）（笑笑），是必然低于市场经济体的。但即使是市场经济体，按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大型经济体（相对比较稳定）的经验数据，如果没有外来因素，很难想象能达到年均5%以上的增长率；而且还能长达几十年！如果没有特别的外来凛赋而能连续二十年保八以上，肯定是假的somewhere。

人口的增长导致旧式资源的不足，会拉动替代性发现，因此两个要素是有耦合的。由于公有制缺乏人权产权的自主选择权力，所以替代性发现的社会功能被抑制，导致公有制社会在人口的增长下处于更严重的资源短缺之中。这个因素导致公有制社会的饥荒频频，或只能通过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维持短缺资源的供需平衡。这还是在没有因为毛主席式的建构折腾，造成大跃进式的衰退的前提下的平衡。

新技术即新的替代性资源模式的引进，可以带来代际性的替代性的因素的增长，而不必依赖于人口增长。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但是替代性技术的应用是渐进的，制度依赖性的，又将导致后发性劣势。简单地说，就是新技术的消化是需要时间的，效果是慢慢体现的，并且最大效果也是有边际的。因此新技术的对增长速度的正面影响，不能过分高估。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增长速度更慢，就是其证明。

可以预期公有制社会的增长，是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面临人均资源的更加短缺。因此公有制社会基本上没有增长的动力。而仅仅是在资源年景好时，如农业风调雨顺，或帝国边境扩张了若干；通过人口的增长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但很快就因为资源的短缺而陷入滞胀，而在年景不好时出现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崩溃，以人口的锐减，重新适应资源更短缺的约束；直到下一次循环。这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背景。

而依靠人口的增长拉动的替代性发现，是以代际来计算的，是渐进的；是与私有化程度成正比的。因此象 1790－1860年的美国（每20年人口翻一番），年均增长8-10%是有可能的。同理1870-1910年的德国（人口翻了一番），年均增长6－8%是有可能的；但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和昭和景气时的日本，年均10%以上许多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凯恩斯主义驱动下的特色型幸福数字的大跃进！

20年后中国将会很贫穷

愿为民主和自由去死的，都理解了人权吗？
中国和印度谁更"先走了一步"？
阿马蒂亚森的缺陷和联合国"扶贫办"的推崇；
"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包围"，还是"私有制被公有制传统"围剿？

对于比中国更早地运用凯恩斯主义，也更早地陷入滞胀陷阱的印度来说，很难说中国比印度谁"先走一步"；就象中国比印度更早地试验社会主义，更早地遭遇毛灾大饥荒，天晓得如果印度真的走社会主义老路，会不会步大跃进的后尘？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生育的后遗症，让中国早早患上了老人病，却能陶醉于凯恩斯主义和公有制的幸福数字里昏迷不醒。"20年后中国将会很贫穷！"，未必仅仅是唱衰中国。

喀拉拉邦的社会主义和喀拉拉在印度和阿马蒂亚森的评价中的地位，仅仅用于说明一个与中国文明至少同样古老的传统文化古国，对于传统的公有制如社会主义是多么地向往和留恋。如果您了解到联合国"消灭全球贫困"的方案，就是参照阿马蒂亚森的《自由与发展》的纲领而制定的，那么就一点不奇怪，为什么朝鲜和古巴这样的国家，在联合国引用的民间评估机构之类的扶贫办排名，幸福指数会那么高！

不要以为象美国这样的国家，会对联合国推崇阿马蒂亚森的纲领会不安。阿马蒂亚森一方面无条件肯定民主制度，其次反复强调自由，在意识形态上，至少在表面上完全符合美国的要求。更何况美国内部既有民主党为代表的主张高福利的政党，也有占领华尔街的牛二，指导印度社会主义建设的列昂杰夫和萨缪尔森，全部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顶级权威！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联合国要求美英日法等国家向弱者倾斜，（对中国说的话，就是"负起大国的责任"），不必担心会造成对美国这样的强国，"多数服从少数"的"多数人暴政"的效果。恰恰相反，它提供了象美英法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借口。象当年英印殖民政府兼并土邦一样，借口土邦内政不善；这不就是响应"向弱者倾斜"吗？此政策引发1857年印度大起义后就给废除了，可见英国也并非信仰其为主义。

不要怀疑阿马蒂亚森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忠诚，仅仅从《贫困与饥荒》一书，就更不要怀疑阿马蒂亚森对于穷人的同情心。如果让阿马蒂亚森选择，是否愿意为了自由和民主去死，森大叔无疑会作出肯定的回答。由阿巴蒂亚森对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的"无心而造福于社会"和理解了哈耶克指出的"无心为恶而为祸于社会"，森大叔已经基本上已经读透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是森比茅于轼领先之处。

但问题在于森大叔真的理解"人权和自由"了吗？森大叔援引"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用集合论和微积分，糊里糊涂地论证"自由"这种道德时，反复使用了"重新分配促进公平"（不是市场经济）的话，森大叔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侵犯了人权吗？森大叔有重点强调过私有制和人权吗？答案是没有！笔者也闹不懂森大叔那累篇的"数学化的自由道德"到底想说啥，又会被别有用心的哲学家说成别的啥？！

阿马蒂亚森的问题，也就是茅于轼先生的问题；更是今天东方两个传统大国的问题，却偏偏是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已经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担心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带来不公，却不愿担忧公有制的"无心之失"造成的贫困和差距之祸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一些怪胎民主派攻击韩寒的不革命论，就显得可笑了。甚至象杨恒均和熊飞骏这样的人，可能也愿意为民主去死！但他们是否意识到私有制的重要性？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只不过是印度几十个邦中一个小小的政权，处于"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如果从印度政策和印度社会的公有制传统来看，那么就可以反过来说，印度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印度传统社会中的星星之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平民"，处于宗教和信仰和公有制"公平"的怀旧情结的围剿中。如果陷入革命浪潮，很难说灭掉的是社会主义理想，还是私有制的火花。

印度式民主导致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动荡

包容喀拉拉和向往社会主义的印度；
喀拉拉模式在小邦"成功"，难成于全印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信号"；
印度怪胎式的法国民主，导致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动荡；
印度比中国更早地凯恩斯主义，更早陷入滞胀；

民主是自治性制度，因而是包容而非意识形态的。只要喀拉拉的共产党执政们，没有打算将喀拉拉作为反攻基地，而共产党在喀拉拉的执政又是合法渠道上台的，印度民主政体理应允许作为喀拉拉不可侵犯的自治权力的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不过用"资产阶级敌视社会主义"的毛教思维，替喀拉拉人担忧是多此一举。因为自印度独立一直到英甘地遇刺为止，印度执行的就是亲苏联的社会主义为主体的道路。

印度政策的样板就是喀拉拉。但是无论是尼赫鲁还是英甘地，在全印模仿喀拉拉的社会主义模式，就算请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苏维埃派经济学家列昂杰夫做参赞，所有政策都总是迅速陷入滞胀，而不得不重新自由化。在喀拉拉小邦走得通的模式，总是不能成功运用于全印；又不能允许印共上台，就在印度政策上导致了向往社会主义而不得的困境。甚至从阿巴蒂亚森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矛盾。

印度共产党当然可以将原因归于"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做的人"，揶揄国大党们对共产党的遏制，是为了向欧美帝国主义献媚。不过实际原因可以更简单：因为喀拉拉很小！很小的喀拉拉拥有单一的经济资源（旅游），有全印更大比例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的价格信号和物资购销渠道，加上全印本来就不先进的寡头混合的特权经济作对比，（印度有56万家国企！），喀拉拉的日子就比古巴和朝鲜要好得多了。

当尼赫鲁父女要在全印推行喀拉拉模式时（也是为了与共产党的号召力竞争），喀拉拉成功所必须的外界价格信号和物资购销效率，就马上下降甚至可能消失，印度在公有制试验中的衰退，连累喀拉拉本身也陷入衰退之中。这与古巴只要不执行朝鲜式的先军政治，就能够在美国脚下苟延残喘，好象幸福指数还挺高；而大得多的毛帝国和苏联，就活下去了；道理上大同小异。

阿巴蒂亚森在成为哈耶克的信徒以后，（至少在表面上），对于喀拉拉的模式仍然恋恋不舍；印度在拉甘地－拉奥－瓦杰帕伊的自由化改革后，仍然保留着多达50多万家国企死不掉，恰恰说明了印度国家政策的本意，就是公有制如欧洲基督教曾经经历的愚昧："实在法是私有制的唯一合理依据"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私有制不可侵犯，已经明文写入了印度的宪法。但印度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印度的大国情结，促使印度联邦在独立以后，违反甘地的意愿，保留了一个严密组织的国大党，和其他几个同样组织严密的宗教教派和政党（包括共产党）作全国一人一票的民主，（印度没有美国式的代表地方利益的参议院）。这一政治上的缺陷是国大党必须保持中央集权，为了中央集权不得不包装、神圣化尼赫鲁－甘地家族；为了中央集权而不得不限制地方自治，甚至把反对派关入监狱。

印度名义上是联邦，地方也有多党制的选举，并选出自已的地方领导人，象喀拉拉邦。但是印度宪法有总统治理条款，如果地方上台的不是与执政党一伙的，总理可以申请总统治理，再从总统手里接过管辖权。因此当印度一党上台后，党中一派上台后，总是把另一党（派）的地方领导人，统统赶下台。本来是压制地方主义的条款，却导致印度中央政治和地方政治都很不稳定。所谓联邦制虚有其名。

印度每一界政府都以凯恩斯主义支撑的庞大的中央（五年）计划开道。即使象拉甘地－瓦杰帕伊时代号称自由化，开始向民营包括IT行业倾斜信贷，都总是意味着通货膨胀和更多行业的银根短缺。缺乏竞争力的国企不舍得关掉，所谓私有化不是导致charter寡头的形成，就是根本卖不出去。印度经济处于国企和寡头charter控制下，当然是困难重重腐败丛生，这一切又被归罪于"民主制度不是普遍适用的"。

美国比表面上的数字要富裕得多

特色数字定律和美式数字的自私自利；
数字会因为公有制比例而更好看，更讲政治；
特色数字定律的逻辑结论：美国比表面上的数字要富裕得多；
陶醉于特色数字的阿马蒂亚森的传统情结；

数字会由于一个社会的公有制比例的程度，而变得更加好看。更进一步地推论，同一个社会之中不同行业的数字，也会由于该行业的公有制程度即行政垄断的程度，而变得更加好看。如果符合现实体验的这一逻辑结论是成立的，那么将意味着整个基于数学统计的现代经济学的"数学部分"，由于失去了真实可信的统计依据而完全失效。等效意义是，除非确保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否则数据不具可信性。

公有制的幸福数字偏高，主要原因是因为现代公有制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于数字本身，因此只要信仰真，数字就是需要"讲政治"的数字。如果忽视数字讲政治的重要性，公有制的合法性就只能通过"君权神授"来强调，否则所信仰的种种真理美妙的伟大建构（俗称理想），就无法运用国家的威权，将老百姓当成小白鼠做社会实验；一次又一次地，为已经失败的伟大理想正名；正名后又再来一次！又一次……

公有制的幸福数字的高指数现象，并不仅仅因为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公有制社会的等级制度，导致从下到上的高指数面子化。从阿Q和孔乙已一直到伟大领袖大救星，个个都是吹牛的大明星。别看阿Q和孔乙已们，向上质疑大领袖们的亩产十万斤的GDP荒唐，但是自报家门血统高贵时，牛皮程度一点不亚于大救星。真是下梁不正上梁歪，而非常称上梁不正下梁歪，方是公有制的痼疾。

有公有制特色的幸福数字高指数现象，简称为特色数字；专门用来臭扁政府领导的私有制社会如美国型的数字，简称为美式数字。两者之间强烈的冲突，甚至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也让东方特色受不了。东方政治经济要员们，反复指责国际知名的民间评估机构的美式数字，欧元诸国寅吃卯粮要破产，美式数字就"落井下石"。资本主义自私自利讲真话的恶劣行径，在特色数字破裂时出现，东方型帝国会乱的。

公有制帝国的特色数字，来源于公有制等级社会"面子比金钱更宝贵"；用金钱换面子，用面子换地位，用地位换特权，就成了理性投资。反之美式数字是用数字换救济。占领华尔街的牛二，追求的不是干活要给足工资，而是"我不干活，别人的钱不能比我多得多"，要让别人向我倾斜，或者正道点的"别人占了我的便宜"，都需要强调痛苦指数。类似的原因，就有了东方帝国不同解译的税负痛苦了。

但如果特色数字定律是正确的，那么就将产生一个结论，那就是私有制程度越高的社会，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领先的程度，远远超出当前可见的任何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程度。象美国尽管GDP等数字，似乎比日本等国领先不多，但是实际富裕程度，高得多。在这种差距下，如果后进国家满足于追赶美国表面上的数字（如毛赶美超英），满足于面子工程所谓硬件建设的"发展"，将是非常危险的自杀性行为。

这样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尽管美国黑人生活水平明显比很多国家的富人高（如印度）比，但是美国黑人的幸福数字（如平均寿命，婴儿死亡率），看上去就不如朝鲜等公有制国家，或如印度共产党执政的喀拉拉邦。特色数字定律将令那些希望从数字中找到传统社会如印度，多少有比美国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的"证据"，象阿马蒂亚森等人大为沮丧！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事实的话。

乌有之乡等人士，凡比拼指数面子时，也会象股神比拼隐私一样，拿朝鲜、古巴之类或者"苏联崩溃后，俄罗斯人均寿命下降"等证明"资本主义不公平"。专业为印度国内政策辩护的阿马蒂亚森，则反复用印度的喀拉拉邦（印度南角被山脉和大海隔成一个台湾大小封闭地区）作例子。如果不明白喀拉拉邦是印度唯一共产党执政和实施类似古巴式制度的邦，就不会明白阿马蒂亚森的用意和真正的理想。

公有制数字追求面子，民主数字臭扁领导

公有制数字追求面子，民主数字臭扁领导；
公有制程度越高，幸福数字越大，最后把领袖骗了；
蒋介石的教训，毛主席的经验，钱学森的数字；

公有制社会的幸福数字普遍性偏大，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调研都一律如此；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的话，不由得你不信。今天以一般的（收入/奖金/财产）计，平均数扣6-8折，不至于太激进；如果是炒股或者买彩票这类的成绩，平均扣除9.8折，算是客气的。至于健康啊，医疗啊，平均寿命啊，婴儿死亡类啊……之类，连唐山大地震可以求援都瞒报，估计好数字没有低报的理。

这样就出现了国际上数学派哲学家们（常称主流经济学家）故意忽略的现象，那就是凡是公有制国家的官方数据，都是尽可能高估，而凡是民主型国家的第三方评价，都是尽可能贬低，（只有民主社会才允许有第三方评级），而且肯定低于其官方数据。原因就在于等级社会是一种要面子的文化，思想统一如朝鲜毛帝国类，固然是要国家面子；改革开放如新天朝，被调查者也普遍要面子。

反之民主型社会，缺乏投资等级特权的机会，高人一等就要多纳点"巴菲特税"！所以一般民众是不要面子的"我的利益在那里？"，呼天抢地的哭穷告减骂领导，明明私下有收入也说三年失业没工作；政府公布的政绩报靠给横挑眉毛竖挑眼，非要证明领导同志如奥巴马吹牛！——>美国总统虽然随便骂，但也是要面子的！碰上全国吃饱饭一定骂娘的刁民，民主国家的数据，还能好到那里去呢？

民主社会的数字是用来扁布什奥巴马型的领导的，好看的藏起来，难看的到处张贴。公有制社会的数字是面子型的。如果搞错了两者不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大跃进前的毛主席，对于搞错了数字类型的五四知识分子们，指责这些美国型数字们"只看阴暗面，不看革命成绩"，龙颜大怒之余三反五反。反之如果是美国学者想扁臭奥巴马们，就会拿东方的面子数学，指责美国社会不够公有，兼职洋五毛。

但是毛主席也没有办法，因为搬倒蒋介石，是在五四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支持下完成的。毛主席的革命热情越高，早前对反革命分子越狠（据说镇压了500万），就越是不能承认走的是旧社会的路。但是只要是按五四分子的理解，执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必定是"只能看光明的成绩，千万不要看阴暗面"，否则毛主席不是当不成领袖，就是只能证明走回老路。这个规定动作，今天称"要向前看"。

结果就是公有制的面子数字，永远是和民主的程度成背离状态。凡是认准正义的信仰型领袖，象毛主席类的，立下重新建构社会的雄心壮志（哈耶克称之为"建构主义"），就越是不能容忍容忍美国型数字，竟然专盯着阴暗面。这就象摩诃波罗多里的湿婆警告："谁敢向后看，死拉死拉的"。逻辑结果无疑就是，越是雄心壮志型领袖，其面子数据就越是优美，最后连自已也给骗了。

毛主席在1962年，人都死得差不多后，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是"下层太浮夸"，大概是真诚的。因为同样的教训不止毛主席一个。袁世凯就是又一个，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是另一个。但反之，毛主席们如果不是发狠龙颜大怒，中国的五四型可不象美国人骂政府，骂了总统未必轰他下台，轰他下台肯定不会要总统的命。咱国五四型都是革命立志坚定，火烧赵家楼的出身，毛主席一软弱，八成有要当卡扎菲。

当年蒋介石搞国家主义却放松言论管制，斯大林型的政治里撒些美国型的阴暗数字，结果毛主席轻松成了伟大领袖，又怎么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呢？但毛主席既然已经三反五反了，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何况党内外的五四型，还继续挟持着主席向前冲？后果大家伙全知道了，极权状态下的毛帝国，创造出了最伟大的数字。"亩产十万斤，物理学上看是可以做到的"连钱学森大师也成了神棍，何况其他人？

股神的吹嘘和我们身边的幸福数字和贫富差距

股神的吹嘘和我们身边的幸福数字；
公有制等级社会的幸福数字都偏大
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已很穷，"经济发展了，贫富差距很大"？

股神斗牙斗嘴吹嘘隐私的面子习性，是等级社会中的生存技巧，而不论其真假，而且因为假的才需要吹的，否则必定得不偿失。象郭美美是一个爱吹嘘的无脑美女，吹的银两基本上真的，对她自已的损害是大的，发现损害就不再吹了。可以肯定象郭美美这样的收入家庭，比例是百分之零点零以下，（此处不谈合法性或羞羞答答都方面等方面），那么股神和生活神棍们的吹嘘，多半比不上郭美美家的真实。

但是郭美美仍然吹了一会儿，股神和哲学神棍们就一直在吹。为什么面子这么重要呢？原因就在于，等级社会中的发言权，不是根据公民人权作依据平等地分配，而是根据彼此的等级分配，然后按面子分配，很有面子的人通常在等级上也会加以调整。所以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都是些唱了好听的歌就有了面子的专家之类充塞着。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第一，面子第二，又常常被等价于私有制社会的"诚信"。

面子既然是这么重要的，那么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已的利益的发言权，所谓负债也要有面子，赔着血本吹嘘，只要风险可控，就不定是笨蛋的投资。所以吹嘘是等级社会的中下层群体的特征性行为。并不是只有股神和哲学家们才喜欢吹嘘，而是几乎所有立志"出人头地"的人士都会吹嘘；也因为实干比吹嘘难，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立志出人头地的人，无论是陌生人前还是在父母跟前，都不得不吹嘘。

如果以为面子吹嘘是个别性现象的话，那就不妨看看今天晒收入，晒成功的种种幸福数字，就是股神类型的斗牙斗嘴。有统计说上海人均货币财富30多万，会让绝大部分上海人发现自已是穷人，然后就加入了平均主义道德大师的行列，炮轰"贫富差距加大"。又说上海人均月薪6000，人均年终奖9000元之类，情型与之类似。等级社会的"民情调查"总是高指数的现象，就是等级社会的面子文化的表现。

因为很多单位申报时，穷了不报富的才报；作为一种自我宣传，报的时侯挑大数报。同理穷人没面子接受调查，主动接受调查时要晒面子，以证明自已是生活型"股神"（有面子），也是往大多报；明明是失业的会说月入过万。自我感觉良好的如郭美美类，也忙不迭地吹嘘自已高人一等。如此这般报到帝国统计局的案上，就是公有制等级帝国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了，贫富差距极大恶化了。

同样的情况也会报到各家各户的枕头风里。谁家的媳妇长得俊，一方面是各花入各眼，老公说了算的个人主义；但在其他人看来，毕竟是可以眼见为实的"实证"。谁家的老公官位高，今天也是看公费官车的等级，计划当小三的MM们早就可以心中有数；但至于谁家老公打公赚钱多，在媳妇们之间就是风吹的故事。结果出现了民营的和打工的收入普遍是高估的，按国有单位背景而作估计的，倒还算挺准确的。

这种情况在笔者过去招收IT技术人员时就出现过，那就是IT的薪金行情，是普遍性高估的。原因是稳定项目的IT从业者收入一般不太高，而不稳定的项目收入就偶然性地很高。顺利时爱吹牛和不顺利时不吭声，给外界一种印象就是IT行业的程序员薪金是很高的。结果是大大抬高了一般性经营的成本，而不得不一点点减除经营性业务。除非是用来融资的项目。所以IT的所谓创新性，里里外外都是货币现象。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今天的快递行业。媒体误导的报道"快递业万元月薪难招人"，好象很热门的样子，（还有很多行业都类似），实际上快递行业不好做；正因为不好做，才希望来几个牛人把业务全带起来，等于老板出点钱让牛人创业，老板分点红。但是创业那有那么容易？"万元月薪"的牛人背后，通常是成群结队的提携同乡的低薪。牛人变身了工会主席，换到重庆唱红，可能要给打黑了。

中国国民民主素质低，不敢直言“我的利益在那里”

A股百态是中国民主进程的活沙盘；
股市是显性的各利益博弈，并现实反映社会相应的利益集团；
股市公平只有投资者才有发言权，与投资者盈亏和投资水平无关；
中国国民民主素质低，不敢直言"我的利益在那里"；

"天灾人祸妖孽生，防贼防左防股神"（比俺的对仗工整），尽管股灾时节正是股神卖拐的季节，但也是从股市市场公平的缺失，反思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保障的缺失的好时节。当股市行情大牛时，张三李四都可以成为家门骄傲的股仙，所谓市场经济的关股仙成功人士们，屁事！如果不是职业性卖拐的股神，股灾时节股仙们都脱去了华衣求神问卜，此时反思一下各自的亏损是否股市注定，不无意义。

股市是民主进程的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微缩窗口，却不是死的景观，而是活生生的沙盘！如果中国的民主改革将会失败，既预兆必定首先体现在股市之中；如果中国民主改革是能够成功的，那么所有路线图的答案和遭遇的阻力，也已经完全体现在股市之中，只需要把股市中的相应利益群体，与现实中既得的与既望的特权权益者，一一对照就可见端倪；而不仅仅是枯燥空洞的"阶层分析"了。

股市市场化的制度进程，预示着中国民主进程的改革，其逻辑机理，就因为民主是利益博弈的民主，股市正是这样一种各方社会利益势力，在股票卖卖与规则制定中的"利益博弈"的场所。在现实社会中将会民主进程设置什么障碍，在股市中就会有什么倾斜的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会碰到什么五毛，在股市中就会碰到什么样的股神。趁着股灾时节股神欢，近来正好完整这一话题，将股文与社文，统一起来。

估计很多关心笔者"股评"的人（其实笔者不发股评，只发实盘操作的思路），是不会认真看笔者对社会经济的分析的；反之看笔者社会经济分析的人，也会觉得博文中夹有股评，不伦不类"掉价"。他们都没有察觉笔者的用意，那就是尽管社会境遇我们各人都能碰到，但作为可以统一借用的实例，又与社会现实相匹配，明白了社会的现实后，又有助于个人投资的，除了股市没有第二个。

无论是否借用股市观察窗口，首先要排斥涉及股市中的"赚与亏"，即排斥骂股民的所谓"不理智"。因为每个人的盈亏是自已的私事。股神如神棍，都会吹嘘他们赚钱（命好）的水平天下无双，但除了他们的神奇预言，和"期货年年赚翻天"之类以外，只要连续观察，就会发现他们极可能是贫穷的，仅有一定稳定年金收入的人（象啃老），甚至可能根本没有买股票，一试水就给套在大盘股上。

此处不是嘲笑股神的投资业绩，实际上股神走过的，正是每一个新股民曾经走过的路。股神的业绩与我们通过股市看社会，毫无关系。股神完全没有买股票，股神根本上已经破产，或者股神真的是索罗斯刚学会了打中文，都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制度性公平的意义上，每一个人的发言权都是平等的。这正与市场经济的民主社会中，无论贵贱贫富，每一个人的利益观点发言权，都是平等的。

而当你的发言所表达的观点，与你自命的代言利益群体不符时，象上海某类股神，自称投资者却五毛国际板；或象京汉某些"证券学教授"张宏某董登某们，他（她）们应该证明自已的确是切实投资股票的，而不是没有投资或者买了房子，却骂股民赚钱"不理性"。这就象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公民的民主，不可能让欧美港台人士对大陆国民事务投票，那是一个道理。

韩寒躲躲闪闪地说，中国国民民主的素质低，笔者认为千真万确。但原因却不是因为中国人蠢，而是因为中国的国民文化是回避利益，不敢说"我的利益在那里"，变成了躲躲闪闪的伪君子文化！没有认识到股市反映着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和相应利益群体，不过是"利益是不好的，赚钱是不好的，平民赚钱将放大贫富差距（或不公平）"的潜意识。从而将所谓民主进程的分析，变成了空话连篇的伪君子哲学。

米塞斯和波普尔的不同“先验性”和社会性科学标准

米塞斯与波普尔的"先验性"概念是不同的；
米塞斯的先验性就是"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系统"之意；
波普尔的先验性是巫师法则；自然科学界采纳了巫师法则的表述；
自然科学中不涉及"被试验者的产权"，因此两种先验性概念等效；
人权存在与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的边界；

虽然没有花心思查实，但笔者相信米塞斯说过类似的话："我的理论（指《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是先验性的，除非全盘接受，否则不要引用"。可能是由于此有言在先，因此所有尊重米塞斯的学者，包括他的学生哈耶克和波普尔，都不再引用米塞斯的话，熊彼特甚至不敢承认自已是奥地利学派的。至于对米塞斯耿耿于怀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当然更不会引用米塞斯的只言片语。

笔者相信米塞斯说过类似的话，是因为米塞斯的话符合社会沟通学的沟通模型，笔者完全能理解，并在笔者的沟通模型中解释之。 因为米塞斯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是一个单一逻辑系统，完全建筑在"个体边际效用"下的一系列（米塞斯认为是正确的）逻辑结论，并引用若干事例作注解。过去笔者曾在一些博文里，将这种引用事例的注解，称为旁证，是不正确的。这些细节不是证据，是实例注解。

除非否定"个体边际效用"，或者指出米塞斯逻辑不完善之处，如笔者指出其时间性偏好的概念歧义，因而其利息结论没有参考性；否则天无二日的逻辑原则，就将自然得到米塞斯的话："除非全盘接受，否则不要引用"。这意味着米塞斯否定了自已作为权威的任何意义，肯定了"个体边际效用"（即人权不可侵犯）下的所有结论，都具有笔者实体社会学同样具有的"攻其一点，必及其余"的逻辑一致性。

这种天无二日的"攻其一点，必及其余"的逻辑一致性，是任何其他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文哲类学科，所不具备的；包括原则上支持市场经济的芝加哥学派。它意味着米塞斯是笔者所知的唯一一位了解方法论根本性的文史经济类学者。仅此一点，米塞斯就是奥地利学派当之无愧的导师。"逻辑一致性"，是奥地利学派的灵魂，也是相比其他经济学门系，唯一的优越之处。而哈耶克呢？最后搞哲学鸟！

米塞斯实际上说出了笔者一直强调的，"看书不是为了抄录名家名句，而是理解（其方法论）后，用自已的话解释出同样的观点"。这是作为一个谦虚的学徒，与作为独立思考的人士的根本区别。米塞斯将"单一逻辑体系＋逻辑前提＝攻其一点必及其余"称为"先验性"。笔者也采用了这一"先验性"的词义，用于表达大历史观和实体经济学的类似性质。但此先验性与波普尔的同名是不一样的。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的先验性，实际上是被实验观测科学界（即自然科学界）广泛认同，被包括凯恩斯主义等均衡经济学派所接受的，同时不被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常识"，即"科学是通过理论预言，实践重复性证实，不断前进的……东东"，此话也可以说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假如否认实践必须建筑在个体自主产权上的话！一旦否认个体的原则，同一句话就成了理性主义。

波普尔的哲学无所谓对错，而是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通过某些"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不停地，不惜第三方一切代价，为了进步而进步的"试错"；试错了就新瓶旧酒"再来一次"。这样社会就会陷入各式各样的"主义真理"的进步建构中，永远止境的地陷入治乱循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等也不反对波普尔的原因。波普尔的先验性，实际上就是巫师法则。

问题并不在于波普尔是否真的是这样想的，而是几乎所有学者著作，都是按此巫师法则去理解波普尔的先验性哲学（证伪）。包括芝加哥学派的"实证经济学"在内，所谓的"物理方法论的经济科学"，从而为滥用数学得到的预言，再在现实政策中建构之的政府威权看得见的手，扫清了障碍。因此米塞斯与波普尔，尽管是"一伙的"，但他们的"先验性"概念是不同的。而在自然科学中，两者是等效的。

米塞斯"天无二日的逻辑系统"，与波普尔证伪的巫师法则的"先验性"，两者在自然科学中是等效的，在社会科学中则是相反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可以不考虑"被试验品（如小白鼠）"的代价而反复试验，而在社会科学中否则不可能用"他人的利益作反复性实验"。原因是自然科学中不涉及人权，而不是"进化论不能用于人类社会"。人权存在与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真正的边界。

研究“哲学现象”的科学不是哲学

研究"哲学现象"的科学不是哲学；
社会沟通学中没有权威和哲学的位置；
在社会沟通学的沟通模型下，观点的差异才不再重要；
每个人都有思想观点，仅有"权威的共鸣"并不能保证共识；
哲学是聪明鬼子试探脑残的工具；

如果有朋友以为笔者"博学多才"，那是假象。实际上笔者真正掌握的，仅仅是分析社会的一种方法，能够让社会易于别人理解，便于自已记忆的结果；而已。在笔者开始研究某一领域以前，笔者对绝大多数学术领域，是一窍不通的；但掌握了分析的方法，只需要一定量的阅读和资料收集后解析，就可以自已理解了；而且极少再能够在该领域，找到能作出比自已解释得更符合逻辑的学者。仅此而已。

由于面向实体对象的抽象模型分析，不包括哲学也不包括权威；因此无论笔者的方法论是否带有逻辑错误，其任何观点，都不信赖于任何权威，甚至不依赖于笔者个人认同的观点。从而在面向实体对象的抽象模型分析，就与任何个人主观因素隔离了，而出现了可以"同其道，而不必同其党"，"君子同道成群而能不党"，却能准确识别左鬼子，这是目前任何其他类型的"主义，哲学，信仰"类所不能。

意识是个体的，思考是每一个人自觉性的，不可能真的有"不爱思考"的人，除非他是死人。正如笔者发现自已的逻辑结论与"权威常识"不符时，首先的反应是找"同道旁证"，绝大部分人（很可能是所有人）也是同样的反应；并且乐于发现自已找到"共鸣"的旁证是绝对的权威；比方说"伟大导师""先知""伟大领袖""某著名大大师""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自认为与此类权威是一伙的了。

笔者虽然也欢愉于找到了"共鸣"，但实体对象的抽象模型的最基本的统计约束却是"个案不具代表性"；那将意味着，"我的权威不一定是别人的权威"，可能我和"我的权威"都是错误的；就象在宗教战争史上，成群结队地追随着宗教领袖走向死亡的虔诚信徒，也象遵从毛主蒿权威打砸抢残杀无辜中国人的工人阶级们，他们每一个人跟从权威指导的行为时，没有一个人，怀疑他自已是不正义的。

一般信仰人士满足于找到了"权威观点的旁证"，而自谓"找到了真理""有了信仰""人生有了意义""一头撞死，重如泰山了"……；但按照实体社会学的方法论，仅具"他人甚至权威的观点旁证"是无实证意义的，这等同于笔者的个人观点，除了对笔者自已而言，对他人也只是一种参考。这样就不会象一般信仰朋党人士一样，会因"观点——>立场——>敌我"，而不能容观点之并异了。

只有在个体思想和彼此沟通的抽象模型（个人世界观（立场）——>个人哲学（信仰）——>方法论（逻辑体系，理论）——>个人观点）以下，个体观点的差异才变得不再重要。因为观点反映的是彼此的利益差异，而彼此共同的方法论共同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别人象自已，或让自已跟别人没有差异"，而是为了实现彼此共同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成为实现和平共荣的科学。

研究人类社会彼此沟通模式的"社会沟通学"，就等价于"民主社会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科学。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然在社会沟通学的研究范围内；如果不能理解"研究哲学现象的沟通学不是哲学"，不能理解"议论哲学，不是讨论哲学"，那也不妨把沟通学也视为哲学中的一种，将沟通学否定哲学的沟通意义，视为"哲学一派攻击另一派"。如同把科学视为哲学一种，而隐含肯定了哲学一般。

社会沟通学对哲学现象的研究，结论是哲学作为沟通的工具的效果"不佳"。而哲学作为一种沟通手段则是否定对方的议价权，简称"征服"。个体主义的沟通是为了双赢。但如果能够"利益通杀"即所谓"极端自私"，哲学家可能自认为更佳！因此如果你认为征服是有利的，你又有能力征服（比如对白痴），你可以使用哲学。由此意义上说，哲学可以视为哲学家们，试探你阁下是否脑残的一种技巧。

民主的科学是怎么形成的

民主的科学是怎么形成的；对社会沟通过程的研究构成了"民主的科学"；
面向对象的抽象模型方法论，为客观的社会分析明确了分析的对象内容；
民主就是彼此"观点，思想"形成和沟通，达成共识双赢的利益过程；

实体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是面向对象的抽象（实体简化）模型。它的作用首先是识别同义反复的概念，避免"白马非马"的，有意的或无意的概念偷换；典型如"君权神授"中的"神"，和斯大毛林主义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或者哈耶克指出的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由于缺乏了民众个体利益的表述渠道，所以此几者中的"神，人民，社会……"都只不过是僭占政权时，侵夺道德制高点时的虚拟正义。

其二是发现同名歧义的概念，象私有制的人权，与基督教中世纪道德伦理（包括道德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人道主义，都称为"人权"，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同义反复的被归一，同名歧义的被识别时，就可以分别标记，常称为"扣帽子"或者"对象名词解释"；作为社会分析或者仅仅是素描社会的基本对象就齐备了。不管最终运算结论对不对，但至少不会象哲学家们那样，看到张三当李四。

因此在表述观点及其依据时，"哲学，道德，信仰"等必须只限于个体私有的领域，和"方法论，理论，逻辑等"必须被他人理解，又不能强迫他人理解，否则就变成了理性主义（常称强制洗脑）；其中可归纳为"思想形成过程——>沟通过程"的抽象模型中，有大量的广为人知而不可回避的概念，如"方法论，理论，逻辑"等，不能简单地表述进"个体私有的思想——>平等沟通的观点"模型之中。

以往的归纳象"能够被对方理解的就是逻辑，不能被对方理解的就是哲学"是没有错的。因为既然私有制民主不可能接受理性主义者，那么就不可能强制对方理解自已的观点，否则就变成"代表，征服"。这就不再是民主了，顶多就是对你眼中的"愚昧者"的仁慈专制。不能强迫对方理解，行动上就除非立足于正当防卫的反击，否则只能是不合作"不跟他玩"，而堕入暴力建构（又称革命）。

因此以往的归纳是以"观点者的逻辑被另一方的理解"为标尺，作为个人哲学与"沟通共识"之间的分界。"沟通的共识"将成为民主约法的基础，区别仅仅在于在民主共同体中的覆盖面，是否足够达到"我们主张，我们维护"的力量水平。这一抽象模型是足够严密的，仅仅是其中有些概念的还没有精确定义，象"共识"就是现在才用的描述用词；而常用的"方法论，理论，逻辑"等概念，是跨两边的。

个体思想和彼此沟通的抽象模型，简化为（个人世界观（立场）——>个人哲学（信仰）——>方法论（逻辑体系，理论）——>个人观点），基本上就可以对号入座了；而"观点者的逻辑被另一方的理解"为标尺仍然有效。简单说理论就是逻辑体系，却不一定符合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系统，而可能是多逻辑系统（常称为自相矛盾，米塞斯称之为"乱糟糟的"，如无体验可参考孔庆东老师的文字）。

方法论就成了包装"被理解的，与未被理解的，和不打算被人理解的"作出的沟通信号的容器，（就是对转换环节打了一个包），能被他人理解的就是公共的方法论，即理论，不能被理解的，就是个人方法论，即信仰。因此哲学家尽可以继续故作高深地白马非马，用象秘闻啊数学啊权威啊数据啊……故弄玄虚，用任何手段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无非是让他自已的哲学，永远博大精深得成为个人哲学而已。

这样就与"（科学理论＝单一逻辑系统）＋个体心证为依归的实证＝个体认可的科学体系"统一了。所谓社会科学，即确保"我的利益在那里"诉求最优化的的政治要求所依的根据，就是根据"我的利益在那里"达成共赢（最稳定的而得最优化）的单一逻辑体系，如实体社会学。当体系不被人理解时，是笔者的民主信仰，被其他人理解时，就成了民主的理论；，各自实现了自已的利益，就是民主科学了。

方法论就是逻辑体系，博弈不是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逻辑体系，博弈不是方法论；

忽然谈及方法论，是因为忽然之间明白了，"方法论就是逻辑体系"。在个人主义的沟通体系中，方法论是不可或缺的，方法论显然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对象，但又不能归纳于观点或者个人哲学，同时又不是实证，那么方法论到底是什么呢？特别引进一个叫"方法论"的对象，如果不是导致方法论的哲学化，（过去就曾经有波普尔的粉丝钻了这个空子），就是违反了奥卡姆法则；没有实证，不要引入实体。

因此当笔者谈到牛顿货币本位定理，"复合本位将最终归宿为单一本位"，又从同样的逻辑而得出"空NULL也是锚"时，笔者忽然高明白了，所谓的方法论就是"有逻辑或没有逻辑"中的逻辑体系，而且"没有逻辑也是可当作一种替代的逻辑"。尽管这个简单的答案早就已经可见于从前的有关博文，但直到现在才可以简单地而逻辑一致地表述出来。

因此任何人在提出任何反驳性的观点时，都应该首先做到"有逻辑"，并且不能带入新的条件，而违反了"天无二日"的逻辑要求。

象一些金本位的粉丝，居然带入了"议会民主不能反映民众的根本利益"的新的断言性的前提条件；其依据"欧洲政治实践证明了……"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仅仅是其个人的观点。相反由此倒可以反推出"民主是不能反应民众的利益的"。这已经是要不要私有制的问题了。这类显见是个人观点抵销的个人方案，显然是不具逻辑支持的。

以今天仍然谩骂A股估值高的各路股神，同样是这种情形。有心者不妨作一调查，看看这些股神，是否从来都不买股票的。这些从来不买股票的人，不管实体民营经济，客观上全行业亏损，"不偷税漏税就要关门大吉"，却能一直在任何情况下谩骂A股，特别是谩骂A股中的民营企业，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人对在A股是恶意的。他们可能是认为，任何平民从A股中赚钱都是丑恶的，不道德的。

言论自由，不买股票的股神，当然也有谩骂A股，谩骂股民自主投资的自由；但如果A股管理层，能让这些股神谩骂得打压股民，打压所谓小盘股"做庄"，则只能说明A股的投资者，因为还有点私已钱投资股市，就成为可以被任意鱼肉的对象！是中华帝国权势治下彻头彻尾的弱小群体。不谈向弱者倾斜，（反正不会向股民倾斜），则还要问，按这些股神的愿望，竭泽而渔把A股整死了，对管理层就有利呢？

这样又回到了一个根本性的博弈上，当A股被政策打压得血淋淋时，到底是把带血的筹码抛给想抄底的股神，还是把股神恐吓的话当成耳边风呢？这又是一种博弈。那怕有些人真的信仰A股跌到一千点，就象持2012年末日论的人一样，说不定真的会盼来某地一场地震，但那是说明末日论正确，自已一头撞死呢？还是只不过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地震？如果真的是末日，信与不信，又有什么区别呢？

个案不具统计意义约束下的技术分析，未来波动无法预期

当科学逻辑与传统观念相冲突时怎么办？
为社会主义正名，不如为中世纪正名；中世纪欧洲就是社会主义；
印度是民主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当个人观点是基于单一逻辑系统时，只要假设性的前提不出现概念偷换，（如人权与人道主义，在角色概念上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天无二日的逻辑结果，就将导致与大量的常识性的"传统观念（观点）"相冲突的现象。这时侯就是持"讲科学就是有逻辑"的个体主义者的考验了，是相信自已的判断，还是接受"传统观念"的裁决，而放弃自已的自主意识？当然还可以安慰自已，这叫"虔诚有信仰"。

正如正确的算术方法论，也会产生运算的错误；在方法论的逻辑结论与现实不符合时，轻率得出肯定自已必定是正确的，或轻率认为自已是脑残的人，精神估计都有点不正常。常见的个体反应是找寻相关的类似自已的观点和方法论，（笔者由此发现了米塞斯，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并且广泛观察社会并阅读历史著作和资料，希望从中发现自已的逻辑结论预期的现象，或者发现自已逻辑错误之所在。

当发现有人与自已的观点相符时，尽管似乎有了点"旁证"，（权威级别当然是越高越好），但并不是太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个案不具代表性"，很可能"是咱们一伙的，全都是错的"；或者某些冒牌的粉丝，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的恭维。但是当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观察到自已的方法论逻辑预期的现象时，而没有出现确认的且不可解释的反证现象时，就可以断定自已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

当得出"只有私有制才是民主""只有私有制才能共同富裕""公有制必定难免饥荒""侵犯私有制人权，必定无赢家""人权是至高无上的最基本的道德""向弱者倾斜是公有制观念，必定导致君主制""公有制的民主必定导致动乱""多数人的暴政就是公有制的民主"，……等等笔者称之为"历史和现实的规律"的结论时，是否接受其与传统的冲突而肯定之，就不需要太多勇气了。

因此当笔者确认"中世纪的基督教欧洲，就是charter特权市场化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就开始清晰了，也不会再忽略证实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共同的价值观的种种细节，如"实在法是私有制的唯一依据（即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象）"；自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工业革命以前的宪章运动，再一直到最近的"占领华尔街"的通往奴役之路，逻辑上就可以统一了。

在此基础上某国教党校何方教授所称的"为社会主义正名，斯大林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成为不必争论的谬论。何方先方的立论，显然是为了摆脱打左灯向右转的政治尴尬；但在毛神庙作为国教祖庙的时侯，说斯大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怎么说都等于否定了自已的宪法。不过斯大林的大饥荒已经被俄罗斯承认，对毛灾还讳莫犹深。在此基础上称"毛不是斯大林主义"，语法逻辑上还算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既然社会主义是未经证实的，又不允许国民自主选择，则很难摆脱新的何方社会主义，或者甘阳之类的儒教社会主义，或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等，是不是只不过是斯大林主义"再来一次"的翻版。比方说假如国民不同意，新版社会主义的信仰人士，到底是向斯大林和毛主席学习，"消灭反动派（异议）"者，还是向印度的英甘地学习，把反对派统统抓起来投入监狱后"民主大选"呢？（1971年）

明确"只有私有制才是市场经济"后，所谓印度是民主国家就不攻而破了。不妨看看印度唯一一次接受"美国专家指导的国家政策"，英迪拉甘地在1874－79年五五计划，指导者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苏维埃的移民列昂杰夫教授（获奖依据是"《资本论》证明凯恩斯主义推动的投入产出的计划经济带动发展"）。列昂杰夫的同事是熊彼得，他的学生就是著名的萨缪尔森！明白印度问题出那了吗？

“讲不讲科学”即“有没有逻辑”

科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中，观点（细节）是最不重要的；
"天无二日的逻辑体系"下的方法论，将导致大量"不容争辩"的逻辑结论；
缺乏逻辑一致的方法论，将导致大量"自相矛盾的，但不容怀疑的"观点；
"讲不讲科学"是指"有没有逻辑"；

由于个人的方法论，乃是与他人沟通的逻辑体系；因此当方法论表现为在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体系时，就将出现与基本的假定前提相一致的众多结论，从而出现"牵一发动全身，攻其一点，必及其余"的情况。除非否定其逻辑前提，如实体经济学中的"进化论＝人性本私＝边际效用＝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可侵犯＝天赋人权"，或者确认逻辑过程中的概念转移，否则其结论是先验性的，不容争辩的。

这样就产生了在（逻辑前提＋单一逻辑系统）下的一系列"不争论和不必争论"的结论。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否则将导致共同的贫困"，"议会民主权力不容怀疑，否则就将成为君主极权的奴役之路"，"没有私有制，就无所谓公平"，"向弱者倾斜，将剥夺所有权力弱势者的生存权"，等等。这些结论，就构成了实体经济学，也构成了实体历史学即大历史观，也即构成了实体社会学。

方法论是在个人哲学基础上的必须透明的逻辑系统。因此没有逻辑（NULL）在"必须透明"的意义上，也可以算作一种"逻辑"；而哲学永远是个体的。但在传统文化人士的大脑中，由于缺乏了方法论这一个关键的逻辑环节，就把"个人哲学"当成了"透明逻辑的方法论"，这样就产生了诸如"那种哲学才是真理"，或者"科学也是一种哲学"的，在逻辑上是古怪的，在信仰上是自然的观点。

因为缺乏了方法论的逻辑环节，要达到沟通者"共同的哲学（或公共的道德，或共同的信仰，或真理，如此类推）"就很必要了；而且这些"公共的哲学"又必须是逻辑混乱的，否则就构成了透明的方法论了！因此传统文化人士热衷争论真理的潜台词，就是"逻辑混乱的共同哲学（或称公德）"是不可缺少的。结果无非是你的哲学压倒我的哲学，还是相反之公说公有理的口水仗。

因此当一些人反对"形而上学"（哲学指导实践）时，他们下意识地以为是"形而下"（经验实践中归纳论点）；而争论着谁才是科学真理的方法论论时，他们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方法论"必须是透明的逻辑一致的单一逻辑系统，是不允许包含任何未定结论，未明确的定义，也不能包含任何第三方定义的；即奥卡姆法则。因此形而上和形而下，都是错的。科学的体系中，没有哲学的位置。

所以无论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此两者实际上等同），研究方式和审查他人观点参考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必须首先忽略其具体观点，而审查其方法论，是否符合单一逻辑系统的要求。只有符合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后，实证考量才是有意义的；由之而得出的逻辑观点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观点（细节）"是最不重要的，是到最后才加以确认的一个逻辑的信号。

大历史观即实体历史学的方法论是先验性的，不取材于具体历史情节的。而攻击大历史观的，主流（传统的）历史学的方法论即历史哲学，则是"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结论，再选择性筛选历史情节"的，即不具备如大历史观的进化论（人权不可侵犯）式的，独立于历史素材的先验的逻辑体系，这样就构成了自证循环而违反了哥德尔定理。从而无法摆脱"个案不具代表性"的实证约束条件。

"个案不具代表性"是"人与人之间必定有差异"的同意表述。俗语所称的"一人犯罪一人当，一人犯罪不及妻子"就是个案不具代表性的日常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显见违反了这一客观规律。包括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在内的凯恩斯主义方法论，也具有同样的不能摆脱"个案不具代表性"的实证约束；但偏偏这些主流经济学派，又依赖于自鸣权威的的统计和故作高深的数学滥用。

不用谦虚得随便当别人的奴隶

传统文化的"观点争论"，实际上是强调你是他（主子）的奴隶；
所谓不争论，就是不用谦虚得随便当别人的奴隶；
所谓民主就是建立在个人利益逻辑基础上的方法论；
公有制"向弱者倾斜"的逻辑反证就是君主制的必要性；

因为方法论实际上只是"解释观点所要求的逻辑系统"，所以有没有方法论，实际意义就是"要不要逻辑"。哲学是个人的，与人沟通的逻辑却是沟通者之间的"公共的"。所谓信仰也是个人的，可以认为是得出自已的结论时，用于说服自已的那种逻辑；但仅限于说服自已而已。因此只有任何观点的存在，信仰就必定是存在的；所谓"为什么中国人缺乏信仰"，从来就是伪命题；或者说明提问者别有用心。

个人观点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表达为前者是后者基础的关系链（个人世界观（立场）——>个人哲学（信仰）——>方法论（逻辑体系）——>观点）。对于个人（个体）而言，自已嘴巴上说的所谓观点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自已认为的真实的是什么；尽管口是心非在他人看来，是一种有失沟通价值（即诚信）的缺德。而对于彼此沟通来说，方法论（逻辑）的透明一致，则比观点更为重要。

传统文化人士通常会颠倒了人类意识的这一层次关系，将立场置于观点之前，称之为"政治（信仰）正确"。因此当这些人摆出"非要争论（意味着有标准答案，或称真理）"时，实际上不在于观点的对错，而在于"你的个人世界观——>个人哲学——>个人方法论 "是否听他的使唤！简单说，你是不是天生就是他的彻头彻尾的奴隶！因此所谓不争论并非高傲，而是我们还没有谦虚到随便当奴隶的地步。

所以当一些人持体系外的方法论，一般是基督教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国学儒教的，或者凯恩斯主义的……等等权威的标准方法论，攻击个人方法论支持下的个人观点时，实际上并非"观点不同"，而是"方法论不同""个人信仰不同""世界观不同""阶级立场不同"；他们是要统一你的思想！他们是要垄断你的个人利益！如果你不顺从，按马克思主义暴力教义，就要消灭你这个阶级敌人！

将立场或者信仰置于观点以前，确实就可以"由观点见立场"，即所谓"由小见大""由细节见真理"，确实也不再需要逻辑了。假如这些传统卫道士，真的知道逻辑是啥玩意的话。这样就出现了大量可以组合出自相矛盾的所谓观点的道德大师，诸如"向弱者倾斜＋尊重私有财产"，"支持中央集权＋藏富于民""支持议会民主＋警惕院外集团"……；帽子是可以乱扣的，标签是可以乱贴的，此乃几例。

所谓民主，实际上就是尊重每个人的（个人世界观——>个人观点）的差异，创造了一个彼此表达利益的博弈环境，从而确保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述。换言之是确立了"人权利益不可侵犯"作为任何观点的根本方法论依据，从而保障了每一个人的基本利益；不至于因为"被统一了思想""被代表了利益"而失去发言权而在诸如大饥荒这类人祸中安静地，永久地消失。

有趣的是，公有制如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可以指责每个人可以发表自已利益观点的民主，称之为"自私自利，弱肉强食"，而自我标榜其"向弱者倾斜"。如果不考虑方法论的逻辑性，"向弱者倾斜"只不过是往自已脸上贴金的标签。否则就不得不面对逻辑反证：既然是要向弱者倾斜，为什么要剥夺弱者和可能成为弱者的人管理自已的权力，要剥夺他们自已挽救自已的权力？即为什么要否定私有制？

如果公有制如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信仰"弱者就是不能照顾自已，不能保护自已的人"，那么这一观点就面临第二个逻辑反证：由谁去认定谁是弱者？由谁是决定倾斜的程度？如果"弱者"是可以操纵"向我倾斜"的人，他们还是"不能照顾自已，不能保护自已"的人吗？逻辑结论无歧地指向，必须有一个不容怀疑地决定着"如何向弱者倾斜，向那些弱者倾斜"的正义领导人！这是否就是君主制？

方法论比结论重要，没有方法论就无所谓观点

方法论比结论重要，没有方法论就无所谓结论；
方法论是他人能理解的，能解释你的观点根据的逻辑体系；
逻辑体系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只在于是否符合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要求；
基督教、儒教、印度诸梵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世界观都是"公有制"；
接受基督教伦理的马克思主义拒绝基督教，是为了拒绝"非暴力"；

东西方传统文化一般意义上是没有"方法论"的概念的。这是千百年来不同形式的"统一思想"的结果。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的产物，即只有在思想允许自由后，才能允许方法论的差异，才会出现有逻辑根据的观点的差异。否则统一思想讲政治的必要，就会将任何方法论的差异枪毙在"立场正确，政治正确"的胚胎状态。在有人就会有差异的社会里，追求"无差异的政治立场"，这就是所谓的"有信仰"。

因此东西方传统文化人士，一般意义上不知道方法论的存在，更不知道方法论是比"结论"更重要的依据，没有方法论就无所谓结论；更无所谓观点。象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是欧氏几何这一方法论的结论；如果不考虑方法论的前提，而提出另一个观点："三角形内角和不一定是180度"，这是抬杠！除非你能够说明你的方法论，是在曲面上得到的结论。这个例子是说明"方法论比观点（结论）重要"。

仍然用数学作为例子。象1＋1＝2，我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点"；实际上是隐含着"算术的方法论"在内。因此当一些股神哲学家类型的人跳出来争辩"1+1=3"，而没有说明他们的方法论，我们将定认定此人如果不是精神病，就是不怀好意，而不会认为他水平高深。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算术计算，特别是速算，不会永远是正确的。如果此君是个决你我生死的领导同志，只能说"老大说几就是几"。

正是因为方法论比观点更重要，方法论正确的前提下，所谓人非圣贤谁能无错，某些观点就算错了，象学生算错题，改了就是了；这样就有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认同你的发言权（基于人权原则的最起码的方法论）"。而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信仰的力量抹煞了方法论差别的存在，将观点等同于方法论，又等同于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等同于社会出身之所谓阶级。方法论更是不见踪影了。

因此传统社会中的所谓"争论"，基本上是在"默认方法论一致，因此存在标准答案"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所谓的"追求真理"。方法论是哲学吗？不是！方法论只是一种可以被他人理解的，能解释你阁下所得出观点的逻辑体系。方法论无所谓对与错，但在他人理解起来，就存在着逻辑完备与不完备的，概念是否被偷换，是否满足单一逻辑系统的要求。

观点也无所谓对与错；但当方法论透明确定，并且确定是逻辑完备后，就可以判断观点是否符合这一方法论的逻辑。而事实上，传统社会的文哲学科的学生和学者，几乎都没有这一常识。他们既没有方法论的概念，（象张五常，请找出他的方法论），也没有尊重自已的逻辑一致，而只是凭空得出某些惊人观点或如巫师的预言；最后就是强调自已是权威，或者他认识的人都是权威之类。即权威崇拜。

尽管每个人的方法论都不一样，但方法论不是哲学，因为它是需要被他人理解的逻辑体系。而每个人的方法论，都是扎根于他本人的个人哲学即个人世界观。因此传统文化统一思想的政治运动的结果，就是导致强调"指定正确的世界观"而必然有"正确的方法论"和正确的标准答案。由此就有了基督教伦理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又被国学孔儒的中国和印度梵文化所全面接受。
将印度称之为"美式民主"是一种误解。自尼赫鲁开始的印度政策都是基于"《资本论》指导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文化全面接受，是因为传统社会都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拒绝基督教会组织，而接受基督教的伦理，是因为基督教和印度文化均主张"仁慈，非暴力"，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所不容！这也是印度不承认自已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经济学不应该成为算命神学；经济学研究的学品

经济学研究不应该成为算命大师；
方法论透明逻辑一致，是经济学者起码的学品；
方法论透明逻辑一致，比"观点正确无误"重要得多，根本得多；

对于货币和金本位的的陈述，如果仅仅是干枯的理论，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配上逻辑混乱的所谓数学统计数据，一来咱没有下属统计局帮忙造假，二来按笔者自已的经验，凡是看到这些莫名其妙出现的数学艺术，铁定会先忽略，直到把握基本逻辑后，再看这些图表资料是否有可取之处。不过一般情况是是没有用的。象熊彼德辛苦搜集了美国政府所谓"税收增长"，在笔者看来是"单一税种"的增长而已。

因此笔者尽量结合近代经济史的实例，解释目前凯恩斯主义货币学界种种显见的常识性错误，如许多人信仰的金本位等。既解读了近代政治历程的社会经济背景，也省得在金本位、复合本位这些简单问题上，作形而上学的开谓争论。所有观点不取决于任何权威的话语。将复合本位归缩的论证归功于艾萨克.牛顿，是因为牛顿当年在英镑金本位上的相关工作，而不是本位归宿的论证，依赖于牛顿本人才成立。

有博友提及刘军洛先生。笔者寡闻，就象没有听说过张五常先生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也没有听说过刘军洛先生，曾经介绍过他的经济学观点所依据的方法论的只言片字；只是知道刘军洛先生，信仰金本位，而笔者确认金本位的相关论证是充分的；金本位不具备现实价值，历史经验也是悲剧性的。由于刘先生没有介绍他的方法论，因此无从评价；如果是刘先生个人理念，从尊重他人观点出发，也不必争论。

笔者倒是非常同意刘军洛先生的一句话"不争论"；在彼此方法论、个人主义世界观和认同的实证取得共识前，观点永远是个体性的，根本不存在可以争论的普适的真理。只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判断对方的个人观点付之公共的政策，是否有利而决定支持、反对、中立的立场。笔者判断金本位于我私有国民，很不利！至于是否对刘先生和宋鸿兵等个人有利，笔者不关心刘宋先生的私事。

刘军洛和宋鸿兵等先生，无疑表达了他们对金本位的信仰，并作出了一系列末日形式的预言，却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其中关系的逻辑系统；随后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上纲上线，"如果你们（如周小川）不听我的话，就怎么怎么的卖国"等等。所使用的方式是巫师法则的预言，错了没有人找他们算帐；万一对了（只要有恒心，总会对上一次的），他们就象股神一样跳出来"我早就预言过了"。

不妨试想，就算政策层虚心想听听他们的这些"民意"，又当如何付之决策呢？当政者如果不学会忽略这些傻逼民意，形同自杀！

笔者倒是虚心地从任何学者的笔下，包括了费雪和蒙代尔在内，（蒙代尔不赞同金本位），希望找到否定笔者逻辑系统中，关于金本位的论证，可是除了司空见惯的偷换概念，或者故弄玄虚的滥用数学，什么也没有找到。甚至于奥地利学派如罗斯巴德，尽管坚称要金本位，坚称银行100%存款准备金率，也只是断言！没有任何逻辑解释，却与其"市场自由，货币发行私有"的观点，前后矛盾。

其实笔者在未仔细分析这个问题以前，反对金本位，但不反对投资黄金避险。甚至还曾推荐绑定黄金和房子，避免通货膨胀的威胁。按此方法，目前可以增值400%以上。但后来笔者自已就不再打算投资黄金，因为笔者发现，此路早在政策层运筹掌握中，国内人民币的黄金价格，比海外美元价格升水40%-60%。这个空间意味着投资黄金的风险，大大放大了。而提供的缓冲空间，足以用于其他避险方式。

所以笔者忠告那些，打算将经济学当成预言未来的玄学工具，打算靠神奇预言推销自已的人，包括各色各样上窜下跳的股神们，与其趁散户读者心灵脆弱时玩心理游戏，不如老老实实公开支持你观点的你自已的逻辑系统，包括你自已的方法论；让对你有兴趣的人可以分析你的观点是基于什么逻辑前提的，是单一逻辑体系还是一个多逻辑系统。达到这一步后，再看是否符合实证标准，可称为科学真理吧！

方法论是透明公开的时侯，就算观点偶然错误也无可厚非；人非圣贤谁能无错？就象做数学题，谁没有错过呢？但故意隐瞒方法论，装成算命大师样，如果不是立志当戏子，就是别有用心了。至于是什么用心，各人自知吧。

货币中性；金本位有害，中央银行不必要

货币是中性的；金本位是没用的，中央银行是不必要的；
任何货币锚都不能约束政府成本；任何货币政策不能拉动经济增长；
民主议会的权力至高无上，民主议会衡量（货币购买力＝1/政府成本）；
奥地利学派的关于金本位和银行100%准备金率，观点完全错误；

货币的信用是天然地锚定在其发行者的信用能力上，法定货币的信用（购买力）天然地锚定在（政府＋特权消耗＝广义政府成本）的倒数上，（法定货币购买力＝1/税负痛苦指数）已经足以说明古往今来的所有的货币战争。而凯恩斯主义（包括北欧模式）的本质，就是把法定货币的购买力，锚定在（政府成本＝税负痛苦指数）上；即所谓"政府债务的货币化"，构成了（货币信用＝政务债务＝破产）。

简单的算术告诉我们，零的倒数有多大，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就有多严重。政府是社会的成本！！广义政府成本的负关联（倒数），是法定货币购买力唯一的，也是独立的锚，与任何泊来物的锚定无关。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明朝的灭亡。明朝自张居正的新政开始，一直到万历的敛财，象东方帝国屯积美元一样，屯积了巨额的白银硬通货。但苛捐杂税的结果，却是令明朝国库的白银，变成了纯粹的废金属！

因此凯恩斯主义者如贡德弗兰克等，声称明朝和莫卧儿的灭亡，是因为缺乏白银通货之故；或者张五常的粉丝们，自以为"中国古代王朝缺乏重金属"导致灭亡；诸如此类的观点，显而易见地就是，凯恩斯主义式的，正宗地颠倒了（法定货币购买力＝1/税负痛苦指数）的关系，而变成了"国家强大，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苛捐杂税"，——>这样的学霸当道，难怪不停地要国进民退了！

定性公式（法定货币购买力＝1/税负痛苦指数）说明任何本位的货币局（如香港金管局）制，都是不必要的，都是无关税负痛苦指数的。金本位下的俄国和银本位下的明朝和莫卧儿，同样会苛捐杂税而灭亡。金本位者鼓吹的，"金本位可以约束政府的开支"，根本上就是没有可理解的逻辑，也没有可参考的实例的精神病讫语。尽管有三十亿人信仰黄金代表了财富，但黄金也只有代表财富的装饰价值！而已！

金本位不能约束政府开支，废除金本位也不能约束政府开支，两者根本上就完全没有关系！在金本位这一点上，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他的学生罗斯巴德，连同他们的银行100%存款准备金论，统统都是错误的！同理美联储这类中央银行，是针对金本位的后果，减少银行在挤兑中成批倒闭的现象而出现的；而中世纪约翰.劳式的"中央银行"，只不过是中央财政的包税人。因此都是市场经济所不必要的。

美联储算得上是最规范也是最廉洁的中央银行，但仍然是不必要的，也显然地不能管束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事实上美联储反而承担了中世纪包税人的义务，那就是无条件保证认购政府的债券余额！根据李嘉图等效，显而易见这就是把美元的购买力，锚定在美国政府的开支赤字上了。而象中世纪蒋总统和毛主席时的（中央）人民银行，印钞票满足政府任何预算要求，则与市场经济，早就完全没有关系。

不可能通过货币"锚定"约束政府的开支，当然也不可能通过货币"拉动"经济的真实增长。货币是中性的！费雪和凯恩斯主义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歧途。他们把行政垄断性质的金本位系统中的不良后果，作为了市场的不理性的依据，将弥补金本位的应急措施，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先有了主观的结论，再寻找（数理）哲学的自我安慰（根据），最后包装上中世纪的道德经济学！这就是凯恩斯主义！

能够控制"法定货币信用＝1/ 税负痛苦指数"的，不是任何技术手段，也不是任何个人，而是共和国的根基：人权！"No votes No tax"，"No private No fair!","No Citizen Right No Country(没有公民权就无所谓祖国)" ！这才是大宪章的抗税共和精神。政府的成本，应该由议会去审定控制！如果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也由议会去审定控制！民主议会的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对货币政策亦然！

那么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不是继续挟持国民利益廉价出卖，屯积无用的"锚通货"；就只需要做一件事：切实减税！当一个政府占有社会的资源成本足够小时，这个国家的货币，自然就成了抢手货，就算负债，屯积者也相信它最终能偿清！这样的货币就国际化了。

小政府＝强货币；货币信用＝1/政府成本＝1/税负痛苦指数

货币学如此简单：货币信用＝1/政府成本＝1/税负痛苦指数；
小政府＝强货币；货币的国内外信用是市场经济水平的照妖镜；
"货币战争"就是各国政府比赛谁更少管闲事的"战争"；

当艾萨克.牛顿论证了货币复合本位，最终会归宿为单一本位，直到脱离任何锚为止时，对货币经济原理的简单化，已经告诉我们接近于对货币学的终极机理的把握。因为科学是简单的。货币不能有锚，是因为当货币锚定某种泊来物时，必定存在锚定价格或高或低的现象。除非实行浮定汇率，否则无法确定与进出口比较优势相关的准确的货币汇兑价格；但如果实行浮定汇率，就不再称之为锚了。

当锚的定价过高时，将由于外汇结存能力不足，而导致外汇赤字的累积，最终因为偿付能力破产而导致大幅贬值。这就是毛帝国、苏联和东南亚危机时的国家如泰国的情况。当时的香港之所以在当时"幸免于难"，是因为港币的结汇能力实际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对香港倾斜程度相关，即与香港能够从中国出口/转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相关，也与中国大陆政府对香港联汇制的支持，将人民币也拖下水相关。
如果大陆不是牺牲国内民众的利益，向香港联汇制倾斜的话，那么港币对美元的锚定价格是偏高的，港币将与泰铢一样面临外贸赤字而最终贬值。但如果大陆有一部分利益体现在香港的名下，那么港币对美元就是升水的，则港币如果不是没有高估，甚至是低估的。相应的代价就是人民币要付出真实贴水的代价。因此98金融危机中的港币存量中，大陆无条件支持香港联汇制时，索罗斯做空港元是不可能的。

这样由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与港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实际上是控制在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上，是"可控"的，如果中央政治利益团结希望利用香港的金融市场干点特别爱国的事儿的话，操纵起来特方便的。但作为市场角度要预期港元与美元的汇价谁高谁低，就成了一个哲学和信仰的玄学游戏。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大陆国民的损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美国作为港元锚定的得益，也是多与少的问题。

牛顿货币（单一/空）锚定理的根本原因，是任何货币都天然地存在着一个锚，那就是发行者的信用本身。换言之任何人都可以发行自已背书的货币，但这种货币是否存在交换媒介的价值，就取决于发行者本身的对货币价值承兑的信用。今天周小川中央行长声称的"超主权货币"，早就15世纪欧洲国际贸易之处就已经发明了，那就是由各个行会和商人自行背书的"汇票"。汇票的货币信用就是商人的信用。

对于法定货币来说，天然的锚并非金银，也非任何一种泊来物如美元；而是这个国家政府本身的债务的倒数。即（法定货币的信用＝1/政府预算）。显然易见的结论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里，一个小政府的国家的货币，毫无疑问就是强势的货币。美元是世界上最强势的，是因为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比例是全世界最小的！美元就成为最具含金量的，尽管美元没有任何锚！

这个公式如同照妖镜一样是客观的，以致于一些号称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向工团/工会现象/垄断寡头/高福利水平……"倾斜，而导致隐蔽的税收水平，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如日本，欧洲、阿根廷、印度等国家，尽管表面上的官方的税收水平不高，但是这些国家的法定货币的疲软，用（法定货币的坚挺＝1/政府对社会构成的总成本），清清楚楚地说明这些国家，远不是轻税这回事。

类似东方帝国这样的中央集权政体，是可以使用（外汇管制＋资本管制）的手段，导致在出口导向的同时，法定货币异常坚挺。同样情况出现在沙皇俄国和后来苏联的卢布。不考虑（外汇管制＋资本管制）撤销后的一泻千里，在维持（外汇管制＋资本管制）的时侯，国内持续的通货膨胀水平，总是超出民众实际收入的增长。说明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其本国国民而言，是没有信用的。

货币学的原理原来可以简单到（法定货币价值＝1/政府成本）。那么货币战争就是各国政府比赛谁更少干预，更少管闲事的"战争"。

“不争论”是尊重自已的美德；“不急于争论”是养生好习惯

"不争论"是尊重自已的美德；"不急于争论"是养生好习惯；
孔庆东老师提出的好问题：为什么要爱国？您的利益在那里？

与其跟孔庆东等乌有之乡的大师争论，不如帮他们把话说得更清楚；

从个人主义的原则出发，"不争论"是一种尊重自已的最起码的美德。其利益含义就是，不是任何问题都可以争论的，象"你的私有财产应该怎么共掉""你应该怎么样自杀""你老婆怎么当婊子才贞洁"……，这类（意图）侵犯人权的命题，是立足于隐含的定论"你首阁下是可以任意侵犯"的前提下，争论"如何侵犯你才是真理"。因此是不允许争论的，不是宽容不宽容的问题，而是傻逼不傻逼的问题。

象毛主席大跃进运动的好学生，强烈要求将十几亿中国公民赶进朝鲜平民今天的生存状态的，据说是孔子第N代的龟孙子的国学儒教道德大师孔庆东先生，指责所有不愿意安静饿死的中国平民"不爱毛式的国"，质问"朝鲜的情况就象九十年代的中国，九十年代的中国饿死人了吗？为了怕饿死，就可以不爱国了吗？"，——>孔大师的陷阱显然就是预设的结论："朝鲜就象九十年代的中国"——>真的吗？

忽略孔庆东道德大师的预设陷阱，被孔大师几句谩骂的激将法，就将孔提出来的命题简化为"该不该爱国"，等同于碰撞在很多人（包括领导同志）的道德概念中的底线："不要问毛帝会不会饿死你全家，问你有没有帮毛帝金将军（已或将）饿死你全家作了贡献"，等同于帮助孔大师，在孔接受了某种公费赞助旅游朝鲜后的交功课，蒙混过关了。孔庆东老师显然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为什么要爱国？

与其跟铁了心要将中国朝鲜化的，乌有之乡毛左如孔庆东们争论不休，不如帮孔大师们一把，把他们的话翻译成普通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汉语："你是愿意全家饿死，愿意全中国人民象朝鲜一样免费减肥到死，还是愿意让孔大师们骂你不爱国"""你的利益在那里"？让孔庆东跟他们的乌有粉丝们，跟不愿意饿死的，说不定要砍死孔大师们的中国老百姓争论去吧。现在不是文革，孔大师还可以解释、否认呢！

任何争论都必须止于尊重他人意识主权的前提。则"为什么爱国"的孔命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能够做到"不争论"的明智，至少也要养成"迟点再争论"的好习惯。这样可以方便你分解提问对象利益角色的主谓宾，和作为"真理命题"的论点、论据和逻辑论证是否成立；至少可以避免在根本不成其为命题的"真理辩论"中，落入了被哲学大师们预设了定论的"你为什么这么傻逼"的语言陷阱。

当笔者的文章已经被读者所理解，或者因为笔者一贯站在今天和未来的中产阶级的公民利益立场上，得到了读者的接受后，（意味着很多博友，可能在不完全明白笔者的某些观点细节时，也会保持对笔者立意的信任，而被马恩毛左等左棍攻击为"黑粉"），"不争论"就变成了对所有理性主义者的强大压力。无论这些哲学鬼子化妆成何方神圣，都在个人主义的"不争论"前，暴露左棍的本来面目。

这些理性主义的左棍，用尽各种比孔庆东老师还要下流露骨的谩骂，企图挑起"讨论一下，你们右派为什么是脑残"的争论，除了自讨没趣以后，都如石沉大海一般波澜不惊！笔者倒不认为网友博友都是超然的圣人，只不过当我们不能安全地砍掉这些爱国鬼子的首级前，委实不必伤脑筋听他们自作多情的无罪辩护。谁主张谁维护！所有小右们对于孔庆东这类左鬼子们，暂时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故不必争论！

个人主义"不争论"的压力，以致于一些装完哈耶克的门徒装米塞斯的分子，最后打几行繁体装香港人的哲学鬼子，竟然说出"你们竟然将自以为的当成客观事实"的蠢话来。这些马恩毛信仰坚定的哲学分子们，逻辑能力残缺得，以致于他们没有察觉到，他们自以为预先扣出的大帽子，实际上等于自我承认，这些哲学鬼子一直都在说些他们自已都不相信的鬼话。试问，跟他们争论有意义吗？所以不争论！

“不可或缺”的金本位，美元本位，货币政策，计划经济，GDP

科学认知要警惕哲学争辩者的潜台词；
缺乏"空NULL，零"概念的哲学思维的辩证法；
哲学上"不可或缺"的金本位，美元本位，货币政策，计划经济，GDP；

"空锚NULL"也是一种锚，对于数理思维是很容易理解的概念，但对于哲学文史的教育产品来说，就显得艰深难懂；否则国际上不会赞扬"发明了零的概念，是印度古文化对人类科学的重大贡献"了。这是实事求是。"空锚NULL"也是锚，其意义是回答了蒙代尔这类凯恩斯主义者，基于哲学辩证法的反问"如果金本位不好，如果美元本位不好，请提出好的本位"，——>很多传统思维者不明白其中语意。

今天以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群们，他们所谓的经济学，就是哲学本身。因此如果称"经济学不是科学"，对这些哲学"经济学"来说是合适的评价。但传统思维论者，都不愿意以实证科学的标准界定经济学之"科学与伪科学"，而满足于将实体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仅仅归结为"两派口水仗的此派彼派"，——>将科学作为神学的一支，倒是神学家的妙计，如攻击进化论。

蒙代尔等人所称的"如果金本位不好，如果美元本位不好，请提出好的本位"的言下之意，就是"货币终归需要一个锚"，是先有了定论，再让你讨论"为什么有这个结论"。类似的语法哲学伎俩，在这类理性主义的学者嘴里，司空见惯。象凯恩斯质问哈耶克："你说发行货币拉动经济不合适，那么你提供另一个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言下之意，政府之手一定要拉动经济，一定要计划经济！

凯恩斯主义者运作同类哲学语法的经典则见于对货币增发量的控制；"如果说锚定汇率不合适，就必定锚定CPI，（各有各的好处）；如果都不锚定，请提出货币增发量的原则"。这个问题是政策现实性的，因为美联储和所有央行的存大价值；如果不是作为中世纪皇家财务处式的，发行货币是为了满足国王预算的需要，象毛主席时代的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为毛主席座下的财政部服务的。

弗里德曼按凯恩斯主义的变体货币主义的设想，提出的答案是"美元供给量每年增加3%"；意即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增长率），在如2008-2010年的停滞甚至衰退环境中，就将构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累加而不可收拾。稍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常识，就知道弗里德曼这"3%"是拍脑袋出来的，尽管弗里德曼和他的学生，会找出出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3%是上帝的意思。

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回答："货币发行权私有化"（即自由化，或称货币不需要锚），在凯恩斯主义者听来，是哲学的诡辩；因为没有回答"到底何为货币的锚"的问题。但奥地利学派的回答恰恰是正确的，因为"空锚也是锚"。号称将数学物理的研究方法引进经济学领域的，自瓦尔拉斯将无法校定的所谓"均衡"引进经济学后，整个均衡经济学群体却完全没有数理最起码的NULL的概念！

类似的实际上是哲学性的命题还有如著名的GDP或其他产值指标："如果GDP是不合适的，那总要有一种衡量指标"；听上去无懈可击只不过是在哲学上无懈可击，符合辩证法"任何指标不是万能的，没有指标是万万不能的"思维惯性而已。而在事实上已经断言："必须有一种客观科学的指标，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即断言"宏观调控是必须的"，"计划经济必定是最合理的"。

如果不注意这些哲学家们提问中隐含的断言语义，把他们当成平等的"真理"讨论对象，将忽视他们的提问本身，对我们自已的天赋的意识主权来说已经是不平等的。这些哲学家预先否定了我们自已的个体心证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提问实际上是：为什么他们这些哲学家是正确的，而你我必然是错误的。这是"小百姓怎么当奴隶"的问题，而不是"小百姓当不当奴隶"的问题。股神现象其实也是这个理。

牛顿货币定理：任何货币最终归宿为空锚

牛顿货币定理：任何货币最终归宿为空锚；
金银复合本位，就是最简单的"一篮子货币锚"实例；
"空NULL锚"也是锚；（空锚＋单锚＝空锚）的归宿；
数学家、物理学家牛顿证明了"科学是简单的，数学是可以滥用的"；

因为牛顿比瑞典学派早两百年论证了"复合本位必定归宿为单一本位"（英国金本位以此为据），可将其称为牛顿货币定理。牛顿是花了一周的时间向英国议会提交该份最早的金本位定价。牛顿为英国金本位的定价是每盎司黄金折合934便士，由此可以计算每便士在今天的价格是11元左右。但因为当时的黄金有本位的升水，今天黄金不是本位货币，因此有升降水的价差。当年便干作价翻一番是保守估计。

牛顿在一周内的"货币学成就"，就已经超过了费雪和凯恩斯开始，一直到蒙代尔张五常为止的几乎所有的，浪费了各国纳税人无数钱粮的货币专家们。原因不是牛顿有多么正确，而是因为以凯恩斯主义为主体的这些货币专家们，从来没就没有对过！与蒙代尔张五常这类心怀鬼胎的政客文人不同的是，牛顿是就事论事，心无杂念地看待货币命题，从而可以用小学应用题的算术得出简单易懂的科学答案。

"复合本位必定归宿为单一本位"的原理非常简单。如果不是使用费雪－凯恩斯主义式的故意滥用数学，将简单的命题哲学化、道德化（向弱者倾斜）、复杂化的话，这类似乎是经济学中最复杂的命题，本来应该是小学生生活常识课的业余作业。 因为复合本位本身就意味着两种本位的锚之间，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汇率；两种货币锚之间的市场供应是不可能完全等同的；否则就不需要复合本位了。

牛顿所处的正是"金银复合本位"的时代，用今天的蒙代尔的理论来说就是"一揽子货币有金和银两种锚"，这正是研究复合本位的最简单的现实模型。由于牛顿时代的金银价格的不同，就导致了单方面购买升水最高的锚，最终导致央行（当时是铸币局）锚结存的过高赤字而不得不放弃。这与1930s的英国最终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的道理一模一样。（有关历史过程是公开的，透明的，各人可以自行查证）。
一篮子货币（如欧元＋美元）的道理也是一样。当欧元基本面疲弱时，避险资金就会放弃欧元买入美元，而导致欧元走势更加疲弱。此处特别要注意"基本面"，否则就会陷入宋鸿兵之流的"货币战争的阴谋论"，将欧元的走弱又想象成罗斯柴尔德阴魂的诅咒（阴谋论）。弗里德曼最根本的学术错误，所谓的"实证经济学"，就是忽视基本面，而希望纯粹从数量统计上验证所期望的政策依据（经济命题）。

结果就是，如果使用（欧元＋美元）外汇篮子的国家，不是为经济状况最坏的外汇发行国（如欧债危机中的欧元）无限制买其高赤字的危机（意味着中国穷人这些强者，不得不向欧洲富人这些弱者"倾斜"），就是不得不放弃其中一种货币；而另一种强势货币，则可以无限制增发抵销对自已的外汇需求，而保证自已国内CPI物价的稳定。这就是今天的美元增发的背景。

从牛顿单一货币本位原理的逻辑出发，可以发现"两种锚最终归宿为单一锚"的逻辑，也可以应用到"有锚的货币最终不得不放弃锚"的结论上。如果不理解这些小学生文化水平才能理解的复杂理论，那么就当成简单的哲学好了，"空NULL锚也是一种锚形态"。那么（没有锚＋一种锚）必然就是归宿为没有（NULL）锚。即任何货币不管它是不是法定货币，都不允许存在锚，否则必定是得不偿失而最终放弃。

牛顿单一货币本位定理，最终将得出"任何货币不允许存在锚"，不妨简称为牛顿货币定理。声称象物理学一样解决经济学命题的欧文费雪凯恩斯主义分子之流，用想象中的物理实验和牛顿发明的微积分，要推翻物理学家、数学家艾萨克牛顿，用最简单的观察和算术工具得到的"单一货币（无）锚定理"，如果不是班门弄斧的可笑，就是为了自已作为金融权贵利益而代言的厚颜无耻的精明强干了。

牛顿货币本位定理,1930年圣雄甘地为卢比对英镑升值而奋斗

法定货币就是税收的原理与金本位与美元本位与"法定货币的锚"；
"金本位物价下跌"的金价升水和"国内兑换券通货膨胀"的机理；
牛顿货币本位定理："任何复合本位，都会归宿为单一本位"；
1930年圣雄甘地为卢比对英镑升值而奋斗；

法定货币是税收，是理解金本位或任何"货币锚定"的本位的负面意义的关键。金本位导致黄金相对于其他物价的升水，与通过确定应税的法定货币，而导致法定货币对物价的升水，原理完全相同。因此事实上一国的货币，本来是不需要"法定禁止其他流通货币"，并上纲上线称之为"货币主权"。只要当局指定某种货币是应税的，任何人要完成纳税义务，就要更低价出售自已手上的产品，换取该种货币。

这个原理也出现在自波斯帝国开始一直到英国从印度收取的贡金。当波斯帝国指定如埃及和北印度缴纳白银和黄金作贡品时，（即以黄金和白银应税），臣属地就需要（更廉价）的出售自已的产品，换取黄金白银，供应宗主国。这样就免除了宗主国收取实业税的输送业务，而由臣属国自已办理。由于英国和印度在海洋法和帝国统一关税区内，因此印度只能廉价向英国输出产品，才能完成向英国交付贡金。

阻止印度向英国的廉价出口是印度独立的重要原因。1930年甘地亲自赴英国，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交涉要求让印度的卢比对英镑升值。（当时的卢比汇率控制在英国手中）。当中国政策接受了张五常蒙代尔这些人的歪点子，仿效实际上是中国出口代理行（印度殖民时期称为Agent House，中国常称为买办）的香港的"联汇制"，将人民币汇率绑定在美元上，实际上是自取殖民地的利益纳贡身份。

人民币锚定美元即美元本位值，或称"联系汇率制"（蒙代尔称之为货币局制，香港金管局），相当于将美元作为自已的法定货币（等价）后发行代用券（相当于过去的银行券）。这样就产生了美元对中国物价的升水，和美元承兑券（人民币）增发导致的中国国内物价相对于人民币持续的通货膨胀。为了摆脱让自已破产的局面，就产生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压力（还如90日元）或国内贬值的压力。
思考题：当操纵汇率"锚"的谷物法（外汇管制）废除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人民币通货膨胀（贬值））的市场校正效果是什么？

了解法定货币的真实含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当法定货币的发行无须对国民负责，而成为政府利益集团自利的charter时，实际上就是一边强买强卖地让法定货币对物价升值（即对国民生活必须品升值），另一方面开动印钞机，无限制地供应（正在强制让国民廉价出售产品和劳务）的法定货币。从而仅仅用法定货币，就将整个社会的国民，变成了无须对国民负责的charter的奴隶！

同理蒙代尔等人建议中国人"对欧元，对美元汇率稳定"之所谓货币稳定，肚子里到底是什么算盘了！蒙代尔是要让中国成为对欧美稳定地输送国民利益，而称之为"货币稳定"，而将因此而造成的通货膨胀，称之为"经济增长"！蒙代尔是欧洲利益的代言人，张五常之辈代表了香港买办Agent House的利益；那么蒙代尔和张五常等洋五毛在国内的粉丝学霸们，又是那些利益部门的利益代言人？

1880s开始，世界各国广泛使用金本位，导致黄金对各国物价的升水。那么同样原理，在物理学家艾萨克.牛顿担任英国铸币局总监以前，一直以来的以白银作为本位制，就必定也导致白银对物价的升水。牛顿在黄金单一本位制的建议中，已经论证了今天广为人知的货币原理，那就是任何复本位制，最终都会归宿为单一本位。早就从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蒙代尔和张五常们，所谓的"一篮子货币"锚定论了。

金本位导致1880-1933年的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关联

1880-1933年的萧条，主要是PMI的价格下跌；
国家/货币信用透支，导致过剩产能扩张，从而延长了萧条；
被国家政策绑定在PMI（含重工业）过剩产能上的西方各国难逃战争；
世界大战是西方长期彼此（出口导向＋政府导向）的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

由于金本位的干扰，很难精确归纳出，1880-1910年之间消费物价变化。大量显见于册的，是相当于今天所称的PMI的生产原料和工业机械电子产品的物价，如煤和油等，价格的确是持续下跌的。但食品价格的下跌，就一直到大萧条时期美国农民"倒牛奶倒入大海"时才第一次看到。而且美国是农产国，欧洲食品价格上扬）。当时各国以军工重工业为导向，因此当时所称的生产过剩主要以重工业而言。

因此1880s开始的长期萧条，所谓物价下跌主要不是指食品价格的下跌，否则俄国饥民也不会向沙皇请愿而被射杀。农产品价格下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农产品价格下跌，又主要以棉花、黄麻、茶叶、咖啡这类商业作物为主，食品和日用必须的消费品价格，并没有下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CPI没怎么下跌，甚至上涨了；而PMI就下跌了，因为类似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信用扩张之故。

甚至于象棉花这样的商业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也是由于商业信贷的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绿背美钞一统天下，奠定了凯恩斯主义的基础。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甚至在棉花价格节节下跌的过程中，仍然在（联邦信用担保——>州信贷支持）下，通过向无地无农具的黑人佃租棉农发行利息15%-30% 的小额贷款不停地扩大生产规模，依靠价格竞争获得利润，而将成本转嫁给黑人和联邦政府的赤字。

如果不是有政府信用的支持，这种不计成本的出口导向的产能扩张，很快就会以放贷银行的亏损倒闭而结束。因此当1870s美国出现大批银行倒闭时，所谓的萧条很快就结束了。而当1880s开始美国政府在工团主义的压力下，不停地接过"支柱行业"的坏帐，向工团主义压力严重的行业提供津贴和联邦担保时，银行倒闭的数量少，货币扩张规模大了，生活物价指数上涨了，底层民众生活恶化了，GDP涨了！

如果不是因为南北战争后，1860s起出现在大西洋两岸的工团现象，绑架了大批处于垄断状态的"支柱产业"，各国保出口的政策干预，那么下跌的PMI物价将促使这些过剩产能的关闭，和新兴产业在低原料物价下完成积累；而不会出现持续的不恰当销路产品的产能过剩，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大大小小的萧条。但是在重商主义（金本位为之服务）配合重工业过剩下的各国，就象绑定在战车上一般，欲罢不能。

1880s-1914年的欧洲，除了军工产品总是国家包销以外，也除了食品供应跟不上人口增长以外，（特别是德国），主要的工业原材料和非消费类产品，都是过剩的！问题来了，如果不打一场战争，怎么消化掉彼此的产能呢？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因于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吗？工会现象－垄断是资本主义吗？）是马克思主义的断言，但却忽视了1860s后欧美社会全面向左转的背景。

在忽视了（工会现象＋看得见的手（如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的前提下，费雪创造的"物价下跌"的"新理论"，还是非常成功地完成了对主流经济学的洗脑。以至于今天东方经济系学生们，还背诵着费雪－凯恩斯主义的教条："传统观念以为物价上涨有害经济，其实物价下跌对经济的损害更大！"！实际上费雪教条出现是因为金本位，费雪货币供应模型的必然结论，就是埋葬金本位。

考虑到1860-1940年的所谓工业，所指的不是为了满足国民消费用的轻工业为主，而是以政府采购，只有用于军事目的才有用的重工业为代表性，那么这几十年中的所谓物价下跌，并没有为民众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却把各国政府向战争的路上挤！英国由于拥有大量的黄金供应，英国类似今天美国。国内民众失业虽高，物价相对还稳定有降，而象法国和德国等的民众基本生活品，甚至出现通货膨胀。

金本位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将迅速灭亡

1880s金本位导致（物价下跌＝物价上涨）的长期萧条；
金本位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将迅速灭亡；
直到欧元债务危机，所有现代经济危机，都是金本位的逻辑后果；
1900的金本位，仅对英国有利；

欧洲自1880s开始的持续近三十年的萧条（物价持续下跌），虽然没有1930s的大萧条急速，社会效果却是大同小异。一方面引发了欧洲各国全面向左转，先是全面推行殖民主义瓜分了非洲；然后是为了比钓鱼岛还要鸡毛蒜皮的小冲突，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则是以马歇尔主义强调看得见的手避免物价持续下跌，和费雪的"物价下跌天下大乱"论，为凯恩斯主义的推出，铺平了道路。

物价下跌的真正原因是金本位的广泛使用。但物价并没有真正下跌，而仅仅是黄金短缺了！（物价下跌 vs 物价没有真正下跌），似乎是逻辑混乱，实际上是金本位导致了作为物价尺度标准的货币的混乱。因为目前所得的当时的物价量度，是按金本位的货币的价格而论的，而由于各国因金本位的需要，而不得不收藏黄金。金本位要求完全流通，民间也加入了收藏抢购，这样黄金就短缺了。

黄金短缺就令黄金出现了溢价。这与法定货币相对于物价具有溢价，是一样的道理。从而就令物价相对于黄金的更大的降值，"显得下跌"了。由于黄金的短缺，金本位就导致各国按照固定的黄金储备和备用金发行的货币，数量总是偏少的。各国的央行（铸币局）和商业银行，不得不一再拉紧准备金的弦，降低存准率，发行更多的黄金代用券和债券，债券（包括国债）再货币化，以满足货币流通需要。

这样对于这些银行来说，就相当于过度放贷，存款率过低的激进型银行，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就很容易在集中的挤兑中倒闭。少数银行的倒闭，本来是小事情。但是在金本位的牵带下，不但一个国家的银行全面面临挤兑倒闭的危险，甚至有可能出现所有西方国家的银行，同时因为黄金挤兑而倒闭，——>这一幕终于在1929-1932之间发生了！金本位是进步吗？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会迅速灭亡！

而对于民生物价来说，又是另一个机理。表面上因为金本位导致收集黄金，令到各国的物价下跌，但实际上消费者并没有得到物价便宜的好处，原因在于每个人平均分配的货币少了！物价下跌了，你阁下的钱也更少了，对你来说，效果就等同于物价上涨。到此为止，已经可以预计随后出来的市场后果、跟进政策和相应的理论，比如费雪的货币模型，凯恩斯主义等等。但根本原因，却是金本位的效应！

金本位就象欧元一样，是由政府主导的对商业自由流通的市场的横蛮干涉！也必然遭受市场经济的严厉报复！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这类官方学说，都把金本位（还有今天蒙代尔之流泡制的欧元，和绑定一篮子货币的理论）说成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再将大萧条说成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后果"。当这些中世纪式的政府管制信仰的门徒，进一步要求强化政府管制时，他们的谬论就显得精明了。

无论是从金本位的机理还是大萧条的结果，都可以看出金本位最终最导致大批银行，包括国家在内，因为集中性的挤兑而必然"倒闭"，最终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的结果；也可以看到，为了避免银行的大面积倒闭，而不得不发展出美联储这样的结构，以行业互助的方式，提高银行业对抗挤兑的能力，相应地就不得不发出了美元凯恩斯主义至关重要的一张特许证charter!

但金本位在1860-1930之间，对于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英国控制了当时全世界八成以上的黄金生产能力和潜力。因此金本位等同于可以向全世界任何喜欢使用黄金的傻逼国，（其中包括俄国，德国和法国等），象今天的美元一样，向全世界收取铸币税，英国占用其中的80%！这个比例大大超出了英国实际的国力，英国的殖民地第一次变得"有用"了；即到英国自已印的英镑，也经受不起黄金挤兑为止！

凯恩斯主义的GDP依赖于物价更快的上涨

凯恩斯主义的GDP依赖于物价更快的上涨；
费雪－凯恩斯主义哀叹"物价下跌，民不聊生"的维多利亚盛世；
物价普遍下跌改善了平民的生活，"恶化了GDP"；

了解GDP统计在定性上可以简化为（GDP＝统计报称的本地净产出×当前市场物价指数），就可以了解蒙代尔这类萨缪尔森分子，对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偏好，也可以理解苏联休克疗法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苏联垃圾国企的垃圾产值归零如丧考妣！——>值得注意的是，指导苏联/俄罗斯作私有化改革的"美国经济学家"，是耶鲁出产的四位原装进口的，凯恩斯主义的权威的萨缪尔森分子！

只有了解GDP统计在定性上可以简化为（GDP＝统计报称的本地净产出×当前市场物价指数），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英国19世纪中以后，随着《谷物法》的废除，以食品物价为代表的大众消费性物价下跌，和英国平民生活指数持续上升，居然能伴随着中世纪土地贵族的哀鸣，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的鼻祖欧文.费雪，对于"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之"民不聊生"的恐惧！——>费雪小名叫"欧文"！（巧合？）

"向弱者倾斜"，是一块连暴君杀人犯也往自已脸上贴的金字招牌。欧文.费雪和约翰.凯恩斯也不例外。"不能让物价下跌"这样一句违犯经济学规律，更违背天理人伦的禽兽理想，配上"向弱者倾斜"，就成了凯恩斯主义厚颜无耻的"天下为公"的印钞特权charter！而《谷物法》废除后，粮食价格下跌让英国远离了饥荒，就业发展让英国穷人有了谋生的机会，在费雪这种人的眼里却成了"民不聊生"！

费雪却是一位美国的学者！如果费雪的理论出现在1850年的英国，对于食品价格高昂记忆犹新的英国穷人，"不让物价下跌，向弱者倾斜"的鬼话，可能会让费雪教授不幸变成缺胳膊少腿的。但在一百年后，约翰.凯恩斯和他的信徒，却能以"向更发达的美国学习"的虚心，将费雪包装成一个"美国成功经验的权威"（耶鲁大学），与耶鲁的萨缪尔森分子们朋党相援，成了英美（政治）道德正确的学霸！

费雪对中世纪特权经济的向往，与宪章运动"抗议物价下跌"心灵相通，神往于物价攀升带动的"经济发展"。论点却是用高深的物理模型比喻更高深的数理哲学。费雪的货币供应的"均衡"，一个沙漏向天平里注沙子的童话模型，由此论证"物价下跌（供应充分），民不聊生"的高深哲理；所指的马歇尔所称的均衡，其实就是供应过剩物价也不能下跌之意。张五常将其推荐于华夏同胞，称之"精妙"。

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后的英国经济发展，除了人口迅速增加，人均消费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迅速上升，就业空前充分，英国人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伦敦路遗成了历史陈迹的"旧社会现象" 。但是如果用（GDP＝统计报称的本地净产出×当前市场物价指数）的定性公式去看这半个多世纪的英国经济史，那么凯恩斯主义的统计将用雄辩的数据证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成了GDP停滞的大萧条。
原因就在于，随着《谷物法》的废除和平民消费品大量供应，美国和印度的廉价商品带动着英国的本土工业，向比较优势的方向专业化，无论是PMI还是PCI，都处于持续的下跌过程之中。甚至于连1900s年左右的布尔战争导致黄金通货的减少，物价依然是下跌中。战争其实是令物价上涨的，但由于黄金短缺，物价对金价就显得下跌了，这是金本位的缺点。但金本位的缺点又同样成了"通货紧缩"的罪状。

1860年南北战争期间，因为棉价短暂上涨而导致大批纺织工人失业，英国工会运动迅速发展。工会运动发展又导致行业竞争力下降，德国出口导向带来的竞争也令当年的英国，象今天的美国一样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失业扩大，所有这些矛盾都被凯恩斯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私有资本不理性，政府没有供应充足的货币"，用"向弱者倾斜"的口号，为英美随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找到了通行无阻的道德借口。

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减少失业，GDP和物价上涨的数学玄妙

凯恩斯主义历史悠久，大萧条是第一次世界危机大爆发；
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取决于数据统计和理解的垄断；
凯恩斯主义"减少失业"和GDP忽悠的哲学艺术；
操纵"物价上涨"对凯恩斯主义的GDP忽悠的必要性；

1840s工业革命以后的诸国，事实上的凯恩斯主义成了国家向落后产业倾斜货币。即向全民抽取铸币税，用透支货币（也是搜刮着民脂民膏）的方式，向他们眼中的所谓不得不保的行业倾斜，构成了货币倾斜的新的"谷物法"，从而在投资机会已经不大的落后产业，制造着更失衡的（货币>投资机会），并最终发展成全局性的"赌博"和"滞胀"。凯恩斯只不过是为已经实行了100年的错误"正名"。

用（货币信用的扩张＋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向落后行业倾斜的凯恩斯主义古来有之。在1860年法定货币成为每一个国家政府垄断的流通手段后，就已经成为每一个政府过分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手段，配合国债（或随后必然而来的"债务货币化"），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投机泡沫"是大萧条的成因。凯恩斯主义者却能声称是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西方经济，正如是毛帝的暴政救了全中国的逻辑了。

凯恩斯主义作为国家威权的政策，其"正面解释"也同样依赖于国家权威垄断的数据，特别是垄断对数据的理解。典型就是被国家垄断解释的GDP和就业。用就业来解释凯恩斯主义的积极效果，是西方社会较之东方帝国专注于GDP的忽悠，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制度优越性之一。但即使是西方的就业数据，也充满了猫腻。至于东方帝国的失业数据，跟毛主席时侯的亩产十万斤一样，仅仅是政治智慧的冷幽默。

以凯恩斯主义程度最低的美国而言。大抵上是如里根革命后的繁荣时期，会高估失业程度，萨缪尔森分子这种人，会呼唤凯恩斯主义"减少失业"；在东方就是鼓吹"积极的货币政策 or 财政政策，避免农民工失业"；而在凯恩斯主义造成严重萧条和滞胀时，萨缪尔森类分子们又会低估失业程度，（如奥巴马提供的失业数据低估了约一半），同时继续鼓吹加大货币投放，"阻止危机扩散"，如克鲁格曼。

GDP的计算方式是公开的，详细内容读者可自行考究。GDP统计在定性上可以简化为（GDP＝统计报称的本地净产出×当前市场物价指数）。一些萨缪尔森类分子主张用GNP代替GDP，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GNP＝本国国民投资的净产出×当前本土物价指数）。GDP奥妙之处，就在于净产出（即生产总值）是不考虑销售的，却能按照"完全销售"的口径，乘上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价指数"。

凯恩斯主义GDP哲学下的精妙的一手统计数据，用国产成语称就是"做了婊子，还立贞节牌坊"。在凯恩斯主义的"宏观"下，是不存在"产业结构失衡""产品滞销""不适销倒入大海""投资坏帐"……，市场经济个体自主选择的价格计算的优点，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自然具备的长处，而成了否定市场经济的工具。这样就产生了"货币供应越多，（绝对适销的）生产越发达，经济越发展"的逻辑结论。

更妙的是，"当前物价指数"是一个可以由凯恩斯主义带动上涨的变量！！很多人在根究帝国统计局的"物价统计"不一定正确，但客观地说，绝对正确的物价统计是不存在的；而且凯恩斯主义的GDP并不需要故意造假的数据，那是毛主席朝鲜式的初级阶级才需要的数学手艺。凯恩斯主义本身就可以造成持续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本身就带动着物价上涨，GDP就持续上涨了。——>绝对真实的绝妙谎言!！

这样就有了蒙代尔这样的政客，在论证香港金管局的联汇制多么好时，证据居然是"香港（因联汇制）导致的通货膨胀，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增长"，——>蒙代尔并不认为通货膨胀是应该关注的负作用，而是作为他的货币学说的优点的结果来衡量的。逻辑就是，就算消费水平是下降的，但只要物价上涨速度更快，"经济就是增长的"！——>蒋介石滚到台湾时，显然中国大陆经济形势，大概一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