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内战（（富人＋私有自耕农） Vs (国王＋贫民)）

英国国王的内战主力不是贵族集团；
支持英国国王镇压民主革命的是无产阶级；
英国内战（（富人＋私有自耕农） Vs (国王＋贫民)）；

由于英国的土地产业者与英国土地贵族互相融合，因此无法从是否占有土地，来判断革命者与国王支持者之间的分属，象克伦威尔所部可以视为中小土地产业者，但实际上克伦威尔本人祖上是贵族，自已经营的是地产，价值10000－15000镑（估计），意味着作为庄园主，克伦威尔可以每年提取约500镑收益（约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在此基础上再经营小商业。因此克伦威尔是一个土地资本家。
ps:尽管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简.爱》中的女主人公，得到一笔二万镑的汇款，仍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以上。

因此从"包税人"的角度，可以更容易明确，议会派中就是有钱人，包括有钱的骑士和经营有方的贵族，（英国自约翰王起，就规定年入50镑以上的富人，都要当骑士，以便收盾牌金即国防附加税）。而国王的支持者则是贫穷的贵族的私兵，由于军事传统的原因，不排除其中有长年作为职业雇佣军的精锐部队，——>此亦即其贫困的证明；其次就是用募捐的钱募集的城乡无产者。

导致英国内战的原因，是对自治市相对富裕的英国公民的加税，而这几类破落或无产者，并不是查理一世加税的受害者。同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已当前的"边缘状态"是查理一世所代表的王权造成的结果，相反君主制的传统（相当于毛左和部分农民眼中的毛主席的正统性）总是代表了某种抽象的公正符号。他们是否象毛左一样仇富，不得而知；但这些人显然相信跟着查理国王打黑富人，可以改善自已处境。

查理一世用继续战争的名义加税，与当时的欧洲环境有关，判断"天主教亡英国之心不死""国际形势是否大大有利于英国强势崛起"的权力，显然是在掌握了英国先进性的国王手中；如果连税负痛苦指数和爱国主义，也是查理一世说了算，那么在英国王权庇护下，先富起来的自治市工商业们，嫌税收重拒绝纳税，除了自已的痛苦是真实的以外，的确没有多少理性主义的法理或者道德的依据。

从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议会军最终胜利的主力，是克伦威尔为代表的清教徒的新模范军。但在此前的战争中，议会军的主力，主要是行会中组织的民军，而尽管有财政优势，却似乎没有组织出有战斗力的，从城市无产者中招募的佣兵。后者一般情况下，是英国对外战争的主要募兵方式和兵源。究其原因恐怕与当时英国穷人认国王有关系，但穷人的特点是乌合之众，极难组织和动员，其支持效用并不大。

与北美城镇自治不同；议会和行会是排他的，希望加入行会的年轻师傅勇于参战，换取入行会的资格（相当于今天加入城市户籍）；但一般的工人无产者，则只不过是捞点并不多的军饷，犯不着为议会富人卖命。相反如果是加入国王的军队，胜利之余就有可能得到新的特许权，新的土地而改变命运。同理也适用于那些没钱的破落贵族，拥护国王镇压议会的抗税"叛乱"，在他们看来是改变命运的快捷方式。

因此英国内战的双方，就成了由英国国王领导的，以穷的贵族和穷的城乡无产者为主体组成的军队，对抗由少数富人为主体的，以行会民兵和少量私有自耕农为主体组成的议会军。保王军的主力是穷人，恐怕是很多东方教育出来的人士，没有注意的，或不愿意提及的。但恰恰说明了，君主通过"向弱者倾斜"构成（君主＋绝大多数穷人）政治联盟，是君权合法性所在，即建立在多数人暴政的基础上。

直到玫瑰战争结束后，以都铎王朝为代表的英国王室，不停地扶植市民公同体的自治市，作为对抗贵族集团，并增强国王财政手段，可说是大获全胜；但是当贵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式微后，强大的自治市联盟，就有了拒绝国王暴政的能力；这样国王同样地出于"向弱者倾斜"，联合上已经成为弱者的毛左贵族和城乡流氓无产者，贯彻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多数人暴政的实施，就顺理成章了。